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國際化已成為各國提升國家競爭力、增強文化影響力的重要戰略選擇教育。莫斯科大學作為俄羅斯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高等學府，在國際化程序中探索出多元化的發展路徑，其在獨聯體國家設立分校、深化中俄合作和構建全球性學術網路的經驗，為俄羅斯乃至各國高校在複雜國際環境下推進國際化發展與建設提供了啟示與借鑑。
莫斯科大學教育國際化的背景及概況
21世紀以來，俄羅斯高等教育國際化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教育。與此同時，博洛尼亞程序的融入與退出，成為俄羅斯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關鍵節點。
2003年，俄羅斯正式加入《博洛尼亞宣言》，加速融入歐洲高等教育區，在學位體系對接、課程標準互認、師生跨國流動等方面與歐洲高校實現接軌，莫斯科大學也藉此契機首次大規模開啟與歐洲高校的學術合作教育。2012年，俄羅斯啟動“5-100計劃”，目標是在2020年前推動至少5所大學進入世界前100排名，助力高校提升全球競爭力。2018年，俄羅斯啟動“教育出口國家專案”，強調透過擴大國際學生招生、引進外國專家、最佳化簽證制度、推進雙語教學和加強國際合作來提升俄羅斯作為全球教育目的地的吸引力，特別是在國際形勢變化背景下，俄羅斯高校逐步加強與非西方國家的教育合作，莫斯科大學的國際化佈局也隨之迎來戰略調整。
在國家政策引導與時代背景推動下，莫斯科大學在其國際化戰略中確立了若干優先發展方向，包括提高外國學生比例、發展與國外高校的合作專案、提高莫斯科大學在國外教育機構任教的科研教學人員比例，以及增加與國外高校合作的、頒發雙文憑的教育專案數量教育。根據《莫斯科大學2030發展計劃》，國際化發展被視為提升其全球影響力與競爭力的關鍵路徑。
如今教育，莫斯科大學的教育國際化已取得顯著成效：
一是形成了成熟的學生雙向流動機制教育。據統計，2024年和2025年莫斯科大學全日制外國學生佔比均達到37%，2024年有超過1.4萬名來自65個國家的留學生。中國已成為其核心生源國之一，截至2026年3月，莫斯科大學中國留學生規模突破萬人。同時，學校每年都有數百名學生赴海外交流學習，分校級、院級兩個層次開展。整體來看，莫斯科大學的國際學生規模居俄羅斯高校前列，生源覆蓋獨聯體國家、亞洲、歐洲和非洲等多個區域，體現出其較強的跨區域輻射能力。
二是獨聯體區域辦學形成輻射教育。莫斯科大學先後在哈薩克、烏茲別克、亞塞拜然、塔吉克、亞美尼亞建立5所分校，承擔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播的雙重職能。學校透過師資派遣、聯合課程設定等方式實現教育資源跨國流動，為分校學生提供赴校本部參與科研、交流學習的機會。此外，學校牽頭成立歐亞大學協會（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EUA），截至2026年4月，已有13個國家的149所高校加入，使其國際化程序從“點狀分校”擴充套件為“網路化共同體”。
三是中俄合作向縱深推進教育。截至2026年2月，莫斯科大學已與中國合作伙伴簽署約250項合作協議，與北京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國科學院等多所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多層次合作關係。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簡稱“深北莫”）。該校由莫斯科大學與深圳市政府、北京理工大學共同建立，截至2026年4月，深北莫已有701名教學科研人員，超半數由莫斯科大學選派，實行“雙學籍、雙導師、雙文憑”的培養制度，是中俄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示範。
四是全球合作網路持續拓展教育。目前，莫斯科大學已與柏林洪堡大學、巴黎索邦大學等全球700餘所高校及科研機構建立合作關係，開設聯合培養、雙學位專案，建成俄德科學與文化研究所等跨國科研平臺。在國際知名度方面，莫斯科大學在俄羅斯高校中仍保持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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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學教育國際化的路徑與挑戰
莫斯科大學的國際化發展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斷拓展中逐步形成以“區域拓展-中俄合作-全球聯通”為核心的多層次格局教育。
首先，以獨聯體國家為起點與核心陣地，依託歷史文化淵源，透過分校建設、師資派遣等方式，構建具有高度適配性的區域國際化模式教育。這一模式將教育輸出與文化交流相結合，在海外分校的辦學過程中，既保留俄羅斯的核心課程特色，又靈活嵌入當地的語言與產業需求模組，實現了辦學模式的在地化。在此過程中，分校建設與歐亞大學協會等制度化合作平臺相結合，讓學校從單向的教育輸出轉變為制度化的區域合作網路，有效擴大了在獨聯體地區的教育影響力，而這種“先近後遠、先易後難”的區域佈局思路，也使其國際化路徑具備了較強的可複製性。
其次，透過深化中俄合作，將國際化實踐延伸至跨國聯合辦學的新階段教育。區別於獨聯體文化親緣性合作，中俄教育合作基於優勢互補，實現教育資源共享、科研交流和人才培養的多重價值。以深北莫為代表的聯合辦學模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合作機制：在治理結構、人才培養和資源配置方面實現深度融合，突破簡單的“校區複製”，把整套教育體系延伸出去，讓中俄教育合作成為莫斯科大學國際化程序中最具示範性的板塊，也為跨國聯合辦學提供了具體的實踐經驗。
再次，與全球各地區的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展多層次合作，構建起全球化的學術網路，形成全球聯通的格局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大學的全球合作並非“四面出擊”，而是聚焦自身的優勢學科，與世界一流高校開展精準合作，提升自身的國際學術聲譽與影響力。同時，學校也透過參與國際排名、建設跨國科研平臺等方式，主動融入全球高等教育體系，始終保持著與全球高校的合作交流，展現出國際化發展的韌性。
儘管莫斯科大學在國際化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其發展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呈現出“區域性領先與全球性不足”的鮮明特點教育。尤其在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制裁使莫斯科大學的國際化發展遭遇衝擊：俄羅斯退出博洛尼亞程序，與歐美高校合作大量中斷，聯合科研、學術會議參與受阻，國際科研資金渠道大幅減少，直接降低了學校的全球可見度與合作機會，影響了其國際排名表現；同時，國際輿論的負面影響也降低了他國學生和學者赴俄的意願，造成其國際人才流動性下降。
第一，政策協調與管理的跨制度壁壘已成為莫斯科大學國際化專案推進的重要阻礙教育。各國的教育政策、法規體系與學術標準，及其在高等教育結構、學位認證、課程體系及科研管理機制等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這大大增加了莫斯科大學在推動海外分校、聯合學位等合作專案建設，以及跨國科研合作過程中需要投入的資源與成本。此外，高校管理體制的複雜性也是國際化過程中的關鍵難點。在合作專案實踐中，行政審批、課程稽覈、教師聘用、學籍管理和科研監管等環節均涉及多部門協調，程式繁複，均可能影響莫斯科大學國際化專案的推進效率。
第二，文化與語言差異帶來的適應難題，可能制約其國際化發展的深度推進教育。不同國家在教育理念、課堂互動方式、學術規範及科研文化等方面存在差異，可能導致跨國交流中的適應困難。尤其在海外分校與聯合辦學的實踐中，對雙語教學與跨文化溝通能力的較高要求，可能導致課程開發、教材編寫、授課質量保障的複雜性顯著增加。雖然莫斯科大學在部分國際專案中增設英語授課課程（如深北莫的全英文授課學位專案），但俄語仍是其主要教學語言。此外，語言障礙還可能影響科研成果的國際傳播。
第三，教育質量保障與評估的一致性難題，成為莫斯科大學國際化規模擴張的核心約束教育。學校須根據各合作國的教育政策、學位標準和學術規範建立適應性質量控制流程，包括課程審查、教師資格評估、教學督導及學生反饋機制等。同時，外部質量評估體系（如國際認證、合作高校評估、國際學術組織審查等）也對其國際化質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來，教育質量保障與排名表現日益緊密相關，國內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也將排名視為提升質量與聲譽的重要抓手。例如，深北莫也積極參與相關排名，以對標國際與國內一流高校。然而，由於跨國合作涉及不同教育體系與評估標準，實現質量一致性和可比性具有較高難度。
莫斯科大學教育國際化的啟示
莫斯科大學教育國際化的實踐為全球高校，尤其是非西方國家高校的國際化發展提供了借鑑與啟示教育。
其一，高校國際化發展的戰略重心應從“廣度擴張”轉向“精準深耕”，採取遞進式的拓展路徑教育。莫斯科大學並未盲目追求全球合作的規模，而是先以獨聯體國家為基礎實現區域輻射，再以中俄合作為橋樑拓展亞洲市場，最後逐步推進全球聯通，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投放於優勢區域與優勢學科。中國高校在推進國際化建設時，也可借鑑這一思路，將“一帶一路”沿線關鍵國家與自身優勢學科作為國際化的核心方向，制定分階段的實施路線圖，明確招生、課程共建、師資交流等可衡量的目標，著力在周邊區域及“全球南方”國家構建以“我”為主的教育合作網路，實現從“被動融入”到“主動構建”的轉變。
其二，高校海外辦學應堅持“韌性”與“嵌入性”並重，實現特色保留與本地適應的深度融合教育。莫斯科大學在獨聯體國家分校的辦學過程中，既守住了俄羅斯的教育核心標準，又根據當地的產業需求與文化特點設計定製化課程模組，使海外辦學專案具備較強的適應力和可持續性。中國高校在推進海外辦學時也可參考這一經驗，在中文教育、工程技術等優勢領域輸出標準化課程，並結合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開設定製化模組，增強教育輸出的韌性與當地認同度。
其三，高校國際合作辦學應構建資源協同與能力反哺的閉環系統教育。以深北莫為例，其在課程共建、師資互通、學分互認等方面的實質融合，有效促進了中俄雙方的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可見，在開展國際合作辦學時，高校可著力推動形成“聯合科研—雙學位專案—跨國實習”的一體化機制，讓國際合作從“形式合作”走向“實質融合”。同時，必須將國際合作中獲得的先進教育理念、課程標準與治理經驗，系統反哺於自身的課程體系、評價標準和治理模式改革，讓國際化成果切實轉化為學校內涵式發展能力的提升，實現“借船出海”與“造船遠航”的有機結合。
值得關注的是，俄羅斯退出博洛尼亞程序對莫斯科大學國際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教育。一方面，這一變化使俄羅斯高等教育體系與歐洲教育空間的制度性聯絡被削弱，學位互認、學分轉換、學術流動等機制面臨重新調整，增加了與歐洲高校合作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這也促使莫斯科大學加快戰略重心東移，更加重視與亞洲、非洲、拉美等地區的教育合作，尤其是深化與中國等國家的全方位合作。從長遠看，退出博洛尼亞程序雖帶來短期陣痛，但也為莫斯科大學探索更加自主、多元的國際化路徑提供了契機，使其能夠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構建符合國家戰略需求的國際合作網路。
總體而言，莫斯科大學的國際化路徑體現了非西方國家在全球高等教育體系中探索自主發展道路的可能性教育。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與全球高教格局深度調整，中國高校更應立足自身國情與學科優勢，在路徑選擇、制度設計、合作治理等方面做好戰略佈局，推動國際化與內涵式發展深度融合，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國際化體系。（本文作者朱旭系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中俄法學比較研究中心科研人員；通訊作者張湛系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高階主管、中俄法學比較研究中心科研人員。本文為廣東省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研究課題“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可持續發展研究”[GAHE24CRS008]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教育：《神州學人》（2026年第5期）
作者教育：朱旭 張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