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非友好關係不斷深化，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教育交流在互鑑、互容、互通中得到長足發展，而非洲來華留學生教育是中非之間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廣泛的教育交流形式之一留學。儘管20世紀非洲學生普遍選擇“向西留學”，但隨著中非關係發展，當年那些選擇“向東留學”的少數非洲學生憑藉在中國學習的經驗、技術和知識，已逐漸成長為他們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發展的中流砥柱，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政治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成為知華友華、傳播中華文化的友好使者，為今天中國與非洲國家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重要支援。來自貝南的留學生於連（Sebo Julien）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自1986年首次來華留學，於連與中國打交道已有40年。從最初選擇來華留學但“不被看好”，到後來成為孔子學院非方院長，成了家裡“最有出息”的孩子，於連的成長故事，是20世紀留學中國的許多非洲學生的縮影，也是中非友好關係發展的生動體現。
2006年留學，於連和導師赴溫州參加學術交流時在聯歡晚會上表演
2020非洲中文教育和中文專業發展論壇上，筆者線上上初次接觸到於連院長留學。“大家好，我是貝南阿波美卡拉維大學孔子學院院長於連。”未見其人先聞其聲，一口流利的中文讓筆者誤以為是一位中方院長在發言，開啟影片後發現竟然是一位非方院長。後來得知，他是上世紀80年代的非洲來華留學生，更加引起了筆者想深入瞭解他的興趣。與中國打了40年交道的他，在言談舉止、穿衣風格、行事作風方面儼然已經成為半個中國人，在“久仰大名”和“哪裡哪裡”的寒暄後，他開始娓娓道來自己的故事。
“有中國留學經驗留學，畢業以後會成為一種優勢”
於連出生於貝南一箇中等收入家庭，父親有30多個孩子，他排行16留學。“在貝南，孩子就是財富，孩子越多說明你的財富越多。”相應地，孩子越多，也意味著父母能為每個孩子提供的資金支援就越少。因此，於連很早就明白，想出國留學，就要靠自己努力，申請獎學金是最好的辦法。在貝南上了一年大學後，於連偶然看到了有關中國政府獎學金的訊息，當時便覺得“機會來了，我應該出國留學了”。1986年，他參加了中國大使館組織的考試，生物化學專業共有18人報考，錄取2人。他以第一名的成績順利獲得了獎學金資格。最終，生物化學專業2人，加上農業、經濟等其他專業一共10人獲得了中國政府獎學金名額。據於連回憶，儘管當時中國並不富裕，但還是爭取每年給貝南學生提供獎學金名額，而且給貝南的名額在非洲國家中也算比較多的。這可能和1986年中國在貝南設立文化中心有關。當時中國在埃及、模里西斯和貝南設立了3個文化中心。
然而，那時於連身邊的許多人並不理解他的選擇，也不看好他的決定留學。20世紀80年代，非洲學生在選擇出國留學時普遍會“向西看”，因為無論是從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看，還是從對留學目的國語言文化的適應能力來考量，西方國家似乎都更加符合非洲學生的期待。“你這麼優秀，為什麼不去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留學呢？”對此，於連的回答是：“因為現在去中國留學的人少，有中國留學經驗，畢業以後會成為一種優勢。”秉持著“物以稀為貴”的信念，年僅24歲的於連於1986年9月16日抵達北京，開始了在北京語言學院（今北京語言大學）的中文預科學習。一年之後，他順利進入南開大學開始本科學習，之後獲得了生物化學學士學位。若干年以後，他再次返回中國留學，在武漢大學先後獲得臨床生物化學碩士和臨床診斷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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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定決心要把語言學好”
語言問題是20世紀非洲來華留學生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於連自然也不例外留學。來中國留學之前，他幾乎沒有接觸過中文。“我記得當時準備出發去中國的時候，拿著一張紙上寫著‘去北京語言學院’，但我不知道這幾個字該怎麼讀，也不知道應該從哪個方向開始讀。”前身是外國留學生高等預備學校的北京語言學院，是當時許多獎學金留學生開始正式學業之前學習中文的地方，之後才會被安排到相關專業的院系或學校。
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一年中文後，於連和另一位生物化學專業的同學被安排進入南開大學開始本科學習留學。然而，剛開始上課的時候並不順利。“有的老師會使用方言上課，第一堂課我幾乎聽不懂任何內容，好像只聽到了‘蛋白質’這三個字。”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語言掙扎後，於連和另外一位同學產生了回國的想法。“當時我們已經上過幾次課，但是因為語言能力有限，什麼都聽不懂，所以我們兩個都決定要回國。我們一起去跟學校反映了這個問題，學校領導鼓勵我們留下來。他們很快去我們生物系瞭解了具體情況，並向學院反映了我們的問題。後來，學院幫我們找了一位年輕的、會講普通話的老師。”之後，在老師們的幫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於連逐漸克服了語言問題。“我們是和中國學生一起用中文上課的。每次大課上完後，老師還會另外找時間給我們兩個輔導，耐心地給我們講解重點，直到我們理解。就這樣，我們很快就掌握了相關內容。”
於連也越來越意識到語言學習的重要性留學。“雖然我在自己國家考試的時候是第一名，但是在中國卻因為語言問題成了班上最後一名。所以從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要把語言學好，這樣才能把課程學好。最終的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因為我語言也掌握了，生物化學的專業知識也掌握了。”後來，當有其他非洲留學生向他抱怨學習中文太難的時候，他都會耐心地引導他們。面對其他學生提出的“希望學校安排會英語的老師來講課”之類的請求，於連便和他們分析純英語授課的弊端，並將自己學習語言的親身經歷分享給他們。
“我應該改變自己來適應中國的生活”
對於許多非洲留學生，尤其是上世紀來華留學的非洲學生而言，與自己國家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也是他們在來華之初的難題之一留學。“剛開始，我很不習慣中國的飲食。”但與其抱怨生活，不如選擇努力適應，這便是於連應對跨文化差異的辦法。“當時我就想，我改變不了中國的情況，就應該改變我自己來適應中國的生活。每當遇到不習慣的事情，我就遵循這樣一種哲學理論，以這樣一種態度來處理和應對，感覺就會好很多。所以，我有時候也會跟其他留學生說，你在中國留學，不能經常讓你的爸爸媽媽給你寄家鄉的東西，你應該想辦法學會吃當地的東西。學習也是這樣，做實驗也是這樣，在中國留學，我們就要學會適應中國的一切，堅持這樣一種態度，一切都會好很多。”憑藉這種跨文化韌性，於連在面對新的社會文化環境時，依然可以從容不迫。
非洲與中國相隔萬里，在通訊尚不發達，也沒有即時通訊軟體的年代，非洲留學生的思鄉之情何以化解？“我剛來中國的時候，打電話不太方便，所以我主要透過寫信與家人保持聯絡，快的話一來一回差不多一個月留學。”1999年，於連來到武漢大學讀碩士的時候，已經可以電話聯絡了。“那時候我已經結婚有了孩子，我的愛人在家裡照顧孩子，所以我有時候會打電話聯絡。但那時電話費比較貴，我們一般講幾分鐘就掛掉了，差不多一個月打一次電話。有了電話以後，也就不怎麼寫信了。”“我不希望家裡的事情影響我在中國的學習，所以聯絡得少一點。當時我的一個信念就是，不要多想，好好學習就好，學完就可以回去了。”
來華留學期間，尤其是攻讀碩士、博士期間，導師周新教授成為於連最親近的人，讓於連在想家的時候有了去處，古語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留學。“我的碩士和博士是同一個導師，可以說，我的導師就是我在中國的‘爸爸’，他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每年過年，他都會邀請我去他家裡，把我當成家人一樣。”“我在中國讀博期間，父親去世了，導師就像爸爸一樣關心我。中國雖然離家很遠，但這裡讓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溫暖。”2024年，貝南駐華大使來到武漢大學，親自向於連的導師周新教授頒發了“貝南友誼勳章”，以表彰他在培養貝南學生及促進兩國醫學教育交流方面所作的傑出貢獻，在獲頒友誼勳章的儀式上，周新教授表示“很高興培養了於連博士這名優秀的非洲學生”。
2021年留學，於連（右）榮獲“孔子學院院長任職十週年紀念獎章”
“我成為了貝南孔子學院的院長”
1992年本科畢業後，於連回到貝南從事翻譯工作，後來又於1999年來到武漢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於2005年順利畢業留學。博士畢業時，於連面臨著“留在中國”還是“回到祖國”的問題。“當時有很多同事都希望我留在中國，我也有很好的機會可以留下。但是我的導師跟我說：你的國家派你來留學，是因為你的國家需要你，所以你應該先回國。如果回去以後，你的國家不需要你，你可以再回來，這裡永遠有你的位置。”周新教授的一席話撥開迷霧，堅定了於連回國發展的決心。有一次，湖北電視臺採訪於連，他也這樣說道：“我的祖國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如果我在這裡留學後不回去的話，我的國家會永遠落後。如果我回去以後有中國和我們國家的合作專案，我一定會大力支援。”當時，於連還不知道後來會有孔子學院的專案。
幸運的是，2009年3月，阿波美卡拉維大學和重慶交通大學合作建立了貝南第一所，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所孔子學院留學。“當時雙方領導都想找一個會中文的管理者來擔任孔子學院非方院長，作為阿波美卡拉維大學第一個由中國培養的博士，我很自然就成為重要人選。”截至目前，於連已經連續擔任該孔子學院院長17年之久。2012年，於連榮獲全球孔子學院先進個人。2021年，於連被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授予“孔子學院院長任職十週年紀念獎章”。
事實證明，由具有中國留學經歷且中文熟練的留華畢業生擔任孔子學院外方院長，是孔子學院可持續發展的有益探索留學。“目前，我們孔子學院的成績在非洲孔子學院當中都是非常突出的，我覺得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和中方院長合作很愉快。這正是因為我曾經在中國留學、會說中文、瞭解中國文化，所以我和中方院長及其他中國老師交流都很方便，幾乎沒有矛盾。另外，我也比較瞭解中國人做事情的方式，這一點可能比其他非方院長更有優勢。我和中國人在一起工作很自在。”貝南的這種合作模式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1990年來華留學的貝南學生穆穆尼（Guillaume Moumouni）透過對貝南孔子學院的多年觀察，表達了對這種合作模式的看法：“貝南孔子學院的成功，於連作為外方院長髮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一般來說，外方院長和中方院長在經營孔子學院方面的合作並不總是順利的，文化差異可能是主要根源。但貝南的案例提供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資訊，那就是自從該孔院成立以來，它一直由畢業於中國大學的於連擔任外方院長。這使得孔院的運營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此外，他在中國生活和學習了10多年，在對中國的瞭解方面和與中國人交流方面比許多人更有優勢。”近年來，許多非洲國家的孔子學院也開始效仿這種合作模式。
“希望我的孩子們都能去中國留學”
訪談過程中，於連時不時感慨自己當年留學中國的選擇，也慶幸自己作出了這樣的選擇留學。這些年，於連親眼目睹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從1986年第一次來中國留學到現在，已經40年了。這40年中國的發展非常迅速。我記得當年我們在北京下飛機後，坐大巴去北京語言學院，路上還有很多馬和驢子。如今，路的兩邊都是高樓大廈。”“我印象最深也是最高興的一個變化，就是有一天我知道中國人發射了載人航天飛船，進入了太空，這是中國取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科技成果。那時我就想，現在到中國留學的人回到貝南一定會受到重視的，因為中國正在逐漸發展壯大，科技正在不斷發展創新。作為一名曾在中國留學的學生，我感到非常驕傲和自豪。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叫‘與有榮焉’。”
因為對自己留學中國這段經歷的肯定，於連也時常鼓勵貝南的年輕人到中國留學留學。他的兒子就在他的支援和鼓勵下來到中國學習。“我有3個孩子，老大就在中國留學，今年剛剛碩士畢業，現在已經開始讀博士了。我希望我的孩子都能去中國留學。”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留學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來華留學的環境也得到了極大改善。“我非常羨慕現在的年輕人，我們當時就沒有這麼好的條件，現在的機會非常多，甚至還有機會在非洲先學習中文，這是非常好的。這樣他們到中國以後，在語言方面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會方便很多。所以，我經常和我們孔子學院的學生說，你們現在把中文學好，去中國的時候就可以很快適應那裡的環境。我也經常告訴去中國留學的學生，你們到中國以後，一定要努力學習，不要天天只想著玩，因為現在出去玩太方便了，但是你們一定要抓住機會、努力學習。”
於連感慨，如果沒有當年來華留學的決定，他的人生軌跡或許不會和中國有太多重疊留學。他深知中國與貝南的教育合作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也為兩國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搭建了橋樑。因此，他希望更多貝南的年輕人可以像他一樣，在中國開啟不一樣的人生。“我覺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實際上主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上一輩人在中國與貝南的建交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輪到我們這一代人來作出貢獻了。我們孔子學院出來的這些年輕人，還有那些去中國留學的年輕人，就是未來的重要力量，我們需要依靠年輕人。中國與非洲國家友好關係發展的主力就是年輕人，關鍵也在年輕人。”（作者 張利萍系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非洲區域國別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來源留學：《神州學人》（2026年第5期）
作者留學：張利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