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學教授、詩歌評論家史蒂芬妮·伯特的《別去讀詩》一書當中，她用共同體一詞來指稱一種特殊的詩歌寫作方式詩歌。她指出在詩歌史中大致存在兩種型別的寫作：一種是帶有明顯私人化性質的寫作，以艾米莉·狄金森為代表。“另一種詩歌則是寫給一個共同體的，這個共同體有著相似的屬性、共同的歷史和遭遇，這類詩歌同時對多人言說，詩人的寫作企圖尋求更廣泛、更多的公眾。”很顯然，艾德里安娜·裡奇屬於後者。即一種面向共同體的詩歌。為此，史蒂芬妮·伯特將裡奇的詩歌作為一種典型的共同體的詩歌來閱讀。“這些詩歌以一種呼喚共同體的方式，在美國的歷史程序中大大小小的節點上，將人們團結在一起……引導社會運動、改變公共政策，以非常實際的方式幫助受傷害的人。”這就是共同體詩歌的特徵。
艾德里安娜·裡奇（1929—2012）是20世紀美國極具影響力的詩人、散文家詩歌。21歲時，她的處女作《世界的一變》獲得了耶魯青年詩人獎。《兒媳婦的快照》是裡奇對1958年至1960年之間自己全面被家庭生活佔據的生活方式的一次“文學葬禮”；1973年，她的詩集《潛入沉船》確立了她作為時代發聲者的地位，該詩集獲得了1974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共同語言的夢想》（1978）正式建立了她的女性主義共同體夢想；裡奇晚年的作品《事實的藝術》則將視野擴大到對階級、種族和全球政治的關懷。儘管裡奇的詩歌也許同時具有私人性質，比如在她的《兒媳婦的快照》這部詩集中，寫了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一系列遭際，但是，這部分的寫作也是以一種集體性眼光或者說是共同體眼光來打量的。即裡奇在經歷自我的私人生活的同時，將自我作為眾多女性共同體的一個切片來進行觀察，已經有了她在詩歌《二十年之後》中所寫的那種女性主義的眼光：“作為時代的女人湧入歷史。”
縱觀裡奇的詩歌寫作歷程，貫穿其中的兩個關鍵詞：一是共同體，一是歷史性詩歌。在詩歌《鏡中兩個人被視為一個人》中，裡奇明確提出了這一理念：“女性，作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女性”，因此，我認為，要想讀懂裡奇的詩歌，需要在一種共同體和歷史的雙重視角當中。
女性詩歌的共同體
誠然，裡奇所書寫的女性詩歌指向一種對立性力量，正如史蒂芬妮·伯特所指出的——“許多力量、結構和社會組成部分都在共同作用打壓她或像她一樣的人（女性、妻子、母親、女作家）詩歌。 因此，一種擺脫這些結構的解放是必要的。”
正如寫於1971年的詩歌《二十年以後》中所寫到的詩句：“在同一張桌子上吃著喝著，/她們曾用同一個盆給自己的孩子們洗澡/向彼此隱瞞自己的秘密/在各自的房間心神不寧地踱來踱去/現在則作為時代的女人湧入歷史”詩歌。但在這首詩的結尾，裡奇也充滿憂慮地說道：“就像生活在一座什麼都沒有被禁止/且什麼都不恆久的城市。”
展開全文
當時正是美國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方興未艾之時，也是著名的“裡德訴裡德案”時期，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待遇開始被正視，同時社會已經開始公開討論女性對生育的控制詩歌。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上世紀50年代那種“完美的家庭主婦”模範被打破了，女性不再被禁止外出工作或追求學業。一種新的社會氣息讓女性感覺到生機，但這些社會結構還沒紮下它穩固的根基，一切似乎還都處於“中間地帶”：女性擁有了選擇的可能，但是這種選擇也面臨著一種徹底的孤獨和不確定性。一些更加重要的問題，似乎一直沒有得到清理。
在 1976 年出版的散文《女人所生：作為經驗與制度的母親身份》中，裡奇反思了這種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對於自己的影響：“那時我尚未理解，我們——屬於學院社群的女人們，正如那個時期許多中產階級社群的婦女——被期待同時扮演好維多利亞式悠閒淑女、家中天使，以及維多利亞式廚娘、洗碗女傭、洗衣婦、 家庭女教師和保姆的角色詩歌。我僅僅感覺到有虛妄的使人分心之事在吸食我……”雖然裡奇個人對於她的早期詩集《兒媳婦的快照》評價不高，認為是“太苦澀太私人化”。但實際上在這部作品中，裡奇已經開始透過共同體的眼光來打量私人生活。當裡奇在寫私人生活的時候，她將自己作為一個共同體成員來觀察，用一種共同體的眼光來觀照這些私人生活區域，她對於女性的命運的反思是全面的。在充滿“不”的聲浪當中，裡奇建立了自我的新道路。
《潛入沉船：艾德里安娜·裡奇詩合集》（以下簡稱“詩合集”）是裡奇兩部詩集的合體詩歌。《潛入沉船》是 1974 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獲獎詩集，是裡奇的第7部詩集；《詩合集》中還包含《共同語言的夢想》這部詩集。在這部詩集中，裡奇試圖締造一種女性的共同體和共同語言，講述女性經驗和女性歷史的真相。如果說1973年的《潛入沉船》是一次重構缺失的女性主義敘事的話，那麼1978年的《共同語言的夢想》就是一次女性共同體夢想的全面建構。
《詩合集》中作為重要構成部分的“裡奇致敬和歌頌其他女性的詩作”佔據了詩集的半壁江山詩歌。這類詩歌在她的這本詩集中佔據著重要的比重，是她共同體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致一位詩人》透過活生生的生活細節的鐫刻，質疑了一種被建構和規約的屬於女性的生活：“而是為了另一個女人她啞默/孤寂與灰塵滲漏的塑膠袋相伴/與孩子們相伴 在一座房子裡/在那裡語言飄浮和旋轉/流產在碗中。” 在這首詩中，裡奇以豐富而精確的細節，向傳統社會當中對女性的規約提出了巨大的質疑。透過鋪展女性生活的細節，來指出這一生活本質上的荒誕性質。詩歌結尾尖銳指出：“因為你不是自殺者/可是無人說這是謀殺。”裡奇毫不留情地指出女性自殺背後的社會性因素。這一建立在自殺背後的社會集體性的命運推動力，就像我們在托馬斯·哈代的小說《德伯家的苔絲》裡苔絲的悲劇性命運中看到的，在個人命運之外的集體性操控力中的社會悲劇。因此，裡奇犀利地使用了“謀殺”一詞。在該詩中，她透過詩句探討了女性創造力在當時社會環境（尤其是家務、育兒與藝術創作的衝突）下所面臨的掙扎。我們不知道這首詩是不是寫給自殺的女詩人希爾維亞·普拉斯的，但是詩中裡奇所致敬的女性詩人所指向的是普拉斯同時也是她自己——有創造力的女性。
在描寫私人生活的領域，裡奇擁有著極其細微的洞察力，我認為在體驗女性之間的情感紐帶這一主題中，無人可以與她相媲美詩歌。在獻給妹妹辛西婭·裡奇的詩歌《姊妹的奧秘》中，裡奇坦陳了姐妹之間因為生育和家庭瑣事而產生的裂變、隔閡和差異，可以說，在這類題材中，裡奇幾乎是第一個這樣寫的女詩人。裡奇和她妹妹辛西婭的隔閡來源於妹妹的一個人生轉捩點，在那個關節點，裡奇感覺到她和妹妹之間彷彿成為了陌生人。她們難以理解對方的痛苦和快樂。裡奇極其敏銳地抓住了這一轉變時刻的細節纖維，即一種發生在生育前後的隔閡。但是，裡奇是如此渴望重新與妹妹建立一種深刻的聯絡，於是在詩中她寫道：“我從另一個行星上呼喚你。”雖然我們從屬於不同的星星，但是“我”一直在呼喚著你。詩中裡奇從一個母體誕生，到以男性為主的生活，再到生兒育女，她將對妹妹的愛化為對於整個女性群體的關愛，進而以一位詩人和覺醒者的角度跟妹妹對話：“女兒們從來都不是/父親的真正的新娘/女兒們首先是/母親的新娘/然後是彼此的新娘”詩歌的結尾，裡奇以一種教導者與分享者兼而有之的角色，企圖與妹妹一同分析她以自身的覺醒對於女性身份的價值的再造“根據一種不同的律法/讓我擁抱你，講給你聽。”
《潛入沉船》中的詩歌《為埃爾薇拉·沙塔耶娃而作的幻想曲》是寫給在列寧峰上因遭遇暴風雪而遇難的俄羅斯女子登山隊的隊長沙塔耶娃的獻詩，該探險隊於1974年8月在該峰上集體遇難詩歌。該詩以想象中的日記的形式寫就，裡奇彷彿自己置身於這一充滿壯舉的探險隊當中，成為她們當中的一員。在這首詩的結尾，她寫道：“我們不會/將就地活著/我們一生/對此夢寐以求”。裡奇對登山隊的“冒險”行為給予了存在意義上的肯定，女子登山隊的壯舉雖然以悲劇結尾，但是其勇氣和決心必定鐫刻在人類，特別是女性歷史上。《共同語言的夢想》中的詩歌《母獅》一詩可以看作是這類詩歌中非常特別的一首。除了致敬共同體中優秀的女性之外，裡奇也將眼光投向了“雌性”這一題材的書寫。我們都熟悉里爾克的《豹》，然而我們未曾從性別的角度來觀察一頭雌性獅子，相對於雄性，雌性獅子幾乎從沒有被從更加本質的意義上書寫。裡奇所要完成的就是這樣一種對於“空白”的填滿。“母獅在三碼見方的範圍內來回踱步/她停下來/注視著我。她的眼睛/坦率真誠。它們映現河流、/海濱、火山和沐浴著月光的/岬角的溫暖。/在她腰腿的金色皮毛之下/流淌著一種與生俱來、半被壓抑的力量。”詩人對於雌獅的描寫帶有歌頌的筆調，在所有前詩歌史中超拔出來，企圖建立一個“母獅子”的全新母題以對於缺席的雌性英雄主義給予重新書寫。而“一個三碼見方的圈欄。/紮緊的柵條。/籠子。苦行贖罪”，以母獅子的遭際暗示了女性被壓抑的社會現狀。在詩歌結尾處，“星光下，我向她走去。”這一對於母獅的觀察進入到一種更加深入的審視當中，完成了一種母獅子與正在讀詩的“你”和“我”之間的角色互換。
裡奇十分擅長借用其他人物，通常是女性來書寫令人唏噓的命運遭際進而表白自己的心智詩歌。《保拉·貝克爾致克拉拉·韋斯特霍夫》一詩值得一提。克拉拉·韋斯特霍夫是奧地利著名詩人里爾克的妻子；保拉是德國畫家奧托·莫德松的妻子。全詩以優美的筆觸描寫了兩位女性深沉而短暫的友誼，以因為產後大出血而死的保拉的口吻來給克拉拉寫信，感人至深。1899年夏天，保拉和克拉拉在德國的一處藝術家聚居區成為朋友，之後她們在巴黎共度了半年時光，保拉畫畫，克拉拉跟著羅丹學習雕塑。1901年，克拉拉與詩人里爾克結婚；之後不久，保拉與畫家奧托·莫德松結婚。之後保拉死於產後大出血……為此，裡奇在詩中動情地寫道：“可是生與死/牽著彼此的手。克拉拉，我感到/工作很充實，未來的生活很充實，對你/滿懷著愛，無論我表達得多麼糟糕/所有人中，唯有你/會傾聽我所說和未能說出口的一切。”全詩充滿了女性之間無可替代的相知相守和深沉友誼，同時裡奇對於這兩位優秀女性的命運，特別是保拉的悲劇命運唏噓不已。無人像裡奇一樣穩定而細膩地感受女性世界周遭的所有情感、價值和意義。
雄辯之詩
與其他以陰柔見長的女性詩人不同，裡奇的詩歌體現出了一種異乎尋常的雄辯氣魄詩歌。可以說，在這一點上，裡奇詩歌是屬於另外一個傳統——雄辯傳統。葉芝說：“與他人爭辯產生修辭，與自己爭辯產生詩歌。”裡奇的爭辯來自於多重位置：與自我的爭辯；與他人及整個社會的爭辯；與一種已經形成的、在當時頑固不化的正統觀念的爭辯……裡奇以戰鬥的姿態開始對傳統價值觀念進行攻擊。在《自然資源》一詩裡，裡奇犀利地指出，男性將女性視作一種自然資源進行著掠奪。雖然觀點非常犀利，但是裡奇的態度並非宣揚兩性對立，而是在一種穩定成熟開闊的視野當中指出這一制度性真相。該詩中提出了諸多複雜的問題，值得深思。在詩的第五節中詩人寫道：“那個‘會理解的男人’的幻影，/那個失散的兄弟，雙胞胎之一——”與一些女權主義者不同的是，裡奇將男性共同體作為一個休慼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看待。“一個失散的兄弟”指出了兩性之間的親密聯絡。接下來的詩句：“我們是否為了他而離開我們的母親， /背棄我們的姐妹，一次又一次？”則指向了女性共同體對於男性的關注和圍繞，造成了女性群體的分化和疏離的客觀情況。“只不過是一個同類/擁有和我們一樣的自然資源”在指出男性暴力性根源的時候，她也看到了男性同樣被建構的過程。“我厭倦婦女彎腰至我們一半身高/以發掘關鍵的礦脈/厭倦我們以如此大的代價/和歡欣所掘出之物的浪費”同時該詩中也對女性長期以來的規定性地位給予了雄辯式的攻擊。對於女性長期以來作為“照料者”的自然角色提出了質疑，指出女性所長期被天然賦予的角色定位是一個“一個由卑微事物組成的宇宙——”詩歌的最後，裡奇深情地進入到一種共同體的命運當中來，她說：“我必須與這些沒有非凡力量/卻一代又一代/一意孤行地/重建世界的人們共命運。”
雖然裡奇一直手拿戰鬥的武器來解剖社會性的制度壓力對女性的束縛，但是她並沒有侷限於這一點，她的思想的寬闊性讓她能夠看到社會在對女性束縛的同時也束縛著男性……可以說這是一種“雙重束縛”……今天，無論我們認為裡奇所營造的這一女性命運或者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究竟在多大意義上能夠產生價值詩歌。我們都無法忽視她不容置疑的雄辯才能與鬥爭意志。
裡奇在1953年結婚，並在1955年到1959年短短五年內先後生下了三個兒子詩歌。在此後她充分體會到創作與育兒的撕裂，在20世紀50年代那種極其保守的氛圍下，作為一名才華橫溢的詩人，裡奇深陷於家務和育兒的瑣碎中。她曾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每天黎明即起照顧孩子，忙於煮飯、清潔，感到自己被剝奪了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時間，甚至一度產生“想否認那個寫詩的自己”的強烈挫敗感。縱觀裡奇的一生，她對於女性命運的觀念性覺醒總是與自我命運的覺醒和反思深度結合。在《誕自女人》一書中，她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區分：作為“經驗”的母性和作為“制度”的母性，前者指女性與孩子之間自然的、潛在的力量聯結；後者則指父權制社會為了控制女性，而強加在女性身上的各種規則、犧牲要求和道德枷鎖。可以說，裡奇的女性命運共同體的詩歌價值正是基於這一切膚之痛後的“痛定思痛”。其中帶有著深刻的個人經驗和掙扎痕跡。裡奇與其他女性主義者為時代提供了看待世界的全新視角，證明了父權制並非天經地義。裡奇所構想的：“以女性為中心的解決方案，以對抗和替代父權制。”或許存在一定的侷限，但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架構的替代，它目前更多地存在於思想實驗和特定的邊緣社群中。它最大的價值在於：它強迫我們思考，如果不再以男性的需求和邏輯為座標系，人類文明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為一個野蠻孩子所作的沉思》取材於18世紀著名的科學案例——“阿韋龍的野男孩維克多”詩歌。裡奇透過這個在荒野中長大、被帶回文明社會進行“教化”的孩子，探討了極具殺傷力的議題：以教化為目的的人類文明對於人類的集體規訓。該詩極其雄辯地指出，透過語言所建立的教化和文明體系，如何從一開始就是以規訓為目的，這一整套為此而建立的文明制度是否是建立在偏見和暴力的基礎之上的呢？可以說，裡奇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作為一個為全體女性的命運共同體而寫作的女性，裡奇的詩歌是一種觀念之下的詩歌，即她用一種思想觀念統攝住詩歌的機制，以此來鋪展和延伸她的詩歌寫作中的經驗和細節。裡奇所用機制是一種女權主義的思想，以這一思想為準繩來進行詩人的觀察，其中結合了思想家的思維強度和學者的知識視野。裡奇的詩更像是一份“身份政治”的早期藍圖，它為那個需要“大聲疾呼”的年代提供了凝聚力。即使在當下的環境中，在女性主義思潮的不同發展階段，裡奇的詩歌以及她的思想觀念都會形成不同的衝擊力。
在詩集的前言中，譯者、詩人張慧君談到，裡奇提供了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解決方案詩歌。事實上，裡奇的替代方案，本質上是對世界運作邏輯的一次徹底重構。她的這一觀念可以看作是一種新的烏托邦，她鼓勵女性將情感、政治和生活重心重新錨定在女性群體內部，建立了一種基於經驗分享和互助的亞文化，為許多女性提供了避風港。大體而言，裡奇的詩歌更側重於“與他人的爭吵”，這種寫法在政治啟蒙上極具衝擊力，她的詩歌兼具感性與雄辯，極具文學張力。至於這種關於共同體的觀念詩歌，是否會在社會思想觀念的激烈演變與震盪當中因其雄辯而損傷藝術的永續性和穩定性，這是另外一個交給時間的問題。
（作者系詩人、書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