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收藏：仇廣宇
發於2026.6.15總第1239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1941年6月的一個清晨，收藏家張伯駒走出位於上海的寓所，坐上汽車前往外灘收藏。不久後，他就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訊息傳出，整個上海灘都開始關注起這位大收藏家的安危。直到八個月之後，歷盡艱辛的他才回到家中。
後來，人們得知，張伯駒成了一樁綁架案的人質，綁架策劃者是他的同事李祖萊收藏。對方開出300萬偽幣的天價，逼迫他出售手中的國寶《平復帖》，換取平安。但被綁架的張伯駒並未屈服，他交代家人，即使自己喪失生命，也不能讓國寶流入市場，面臨流失海外的風險。
如今，這起綁架案也有了新的迴響收藏。2026年春天，張伯駒在被綁架期間撰寫的小說《過江夢》，經過整理校注，首次以單行本形式重新出版。小說完美地對應了張伯駒的人生經歷，也對他身邊的民國名人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描述。從張作霖、張學良這樣的政治人物，到梅蘭芳、餘叔巖等梨園名家，均有直接或間接的描寫。
2026年版《過江夢》的編者、《張伯駒全集》執行總主編榮宏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過江夢》的情節“以文證史”，系統地證實了這位“富二代”人生中的一些傳聞收藏。而透過這部小說，後人也能看到，這位生於富貴人家，被後世評價捐出過“半個故宮”的收藏家，那滄桑而又澄澈的靈魂。他不只是一位“民國公子”，還是一位赤誠的愛國者。1947年，張伯駒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還親自參加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為各種愛國活動出錢、出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繼續用自己的專業為國家服務。他的那些收藏不只是為了自己私藏，而是“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過江夢》與民國公子的“朋友圈”
《過江夢》的發現是一次偶然收藏。2024年6月，長期研究張伯駒史料的榮宏君正在電腦上整理最新發現的張伯駒短文《消夏閒筆》。這篇文章刊登在1944年8月2日出版的西安《正報》第四版《豳風》欄目上。無意間，他將滑鼠滑動到了報紙影印版的另一側，看到了“過江夢”三個字。他突然意識到，這三個字的字型，與20世紀40年代張伯駒的書法風格，幾乎一模一樣。
細讀之下，他發現了一篇名為《過江夢》的小說連載片段，作者署名是“天馬居士”收藏。小說男主人公名叫“章孟龍”，女主人公名為“白琴”。榮宏君立刻意識到，章與“張”同音，“孟”是“庶出長子”之意，與張伯駒名字中的“伯”字意思相近，“龍”字也和“駒”字相對。“白琴”則與張伯駒的夫人潘素的原名“潘白琴”吻合。而“天馬居士”的“馬”，同樣對應著張伯駒名字中的“駒”字，以及他的原名“張家騏”中的“騏”字。
繼續閱讀下去，榮宏君有了更多的發現收藏。文字中描寫的“遺老文人，軍政當道，金融商家，親友眷屬”齊聚的堂會場面，恰好對應了張伯駒人生中的一個高光時刻。1937年春天，在北京隆福寺的福全館，張伯駒舉辦了一場為河南旱災籌款的京劇堂會，名流雲集。當天，他在《空城計》中扮演主角諸葛亮，餘叔巖、楊小樓、王鳳卿等一眾名角為他搭戲，榮耀至極。
這些線索，讓榮宏君開始懷疑，《過江夢》可能是張伯駒本人撰寫的一部自傳體小說收藏。他開始尋找更多的證據。很快，遼海出版社的文獻專家馬千里、張伯駒的弟子馮統一做了鑑定，認為《過江夢》應該是張伯駒本人的作品。此後，榮宏君開始尋找《過江夢》的完整內容。兩個月之後，他終於從1944年的《正報》修復版報紙中，湊齊了十回《過江夢》的絕大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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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重見天日，但關於作者究竟是不是張伯駒本人，更直接、詳細的證據依然沒有出現收藏。直到2025年7月，在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的幫助下，榮宏君看到了一份張伯駒在1968年親自書寫的材料。材料中，張伯駒親筆證實，《過江夢》就是他1941年被綁架時撰寫的小說。至此，關於《過江夢》的疑問，才塵埃落定。
翻開這本《過江夢》，人們會發現，它看似虛構，卻處處對映著現實收藏。書中講述了富家子弟“章孟龍”從1935年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前後的經歷。其中，他與“白琴”的一見鍾情，他們結合時家人好友的反對、阻撓，他在“堂會”唱主角時的得意與風光，與師友暢遊京郊大覺寺、西湖、黃山的暢快，都嚴絲合縫地對應著張伯駒本人的經歷。
此外，從這部小說中，讀者也能夠瞥見這位民國公子獨特的“朋友圈”收藏。除了愛情，故事中著墨最多的，還是男主角“章孟龍”與梨園人士的交往。小說中，提議為“章孟龍”的生日舉辦堂會，還要與他合唱的“徐老闆”，正是張伯駒的師友、“餘派”大師餘叔巖的化身。除此之外，小說中提到的“楊蕙芬”，就是現實中的京劇大師梅蘭芳。他也是張伯駒的好友。
在真實的歷史中，除了以收藏聞名，張伯駒還被譽為“天下第一票友”，和多位京劇大師保持著往來收藏。其中，扮演老生的名角餘叔巖和他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他甚至在三十多歲時追隨餘叔巖，開始學戲。他十幾年來雷打不動，幾乎每晚到餘家學習演唱，最終學會了四十多出“餘派”戲曲。他還據餘叔巖口傳的內容，整理成《京劇音韻》一書，系統闡述了京劇中的咬字、歸韻等知識，促進了“餘派”唱腔的傳承。由於這樣的態度，餘叔巖也將張伯駒視作知己，還曾感嘆“我的玩意兒傳給他不冤”。
而張伯駒與梅蘭芳的交往，更像是一種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收藏。1931年，張伯駒與梅蘭芳、齊如山、傅惜華等人共同組織“北平國劇學會”。此後，他們曾多次在學會旗下，為京劇的發展同場獻藝。1932年，梅蘭芳還曾親手繪成佛像一幅，為他慶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張伯駒作詩，稱讚梅蘭芳拒絕在國難時演戲的民族氣節。而在梅蘭芳眼中，張伯駒也是那種少數真正通曉書畫和京劇的“真文人”，值得尊重。
此外，小說中的“愚二爺”，是與張伯駒有書畫買賣關係的文友、恭親王奕的孫子溥儒收藏。“師湘伯”指的則是他收藏之路上的恩師和指路人、民國教育總長傅增湘。“弓經略”“弓少經略”指代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就這樣順著線索尋找，《過江夢》中出現的一百多個人物，絕大多數都能找到現實對應。為了便於理解，《過江夢》的編者榮宏君也將對這些人物的考證過程，附在了書中。
被收藏拯救的“富二代”
張伯駒的外孫女樓朋竹談起，她曾在張伯駒身邊生活，知道他每日寫詩，卻從沒聽他提起過自己的小說收藏。小時候，樓朋竹也曾跟隨張伯駒請來的老師學習古琴、崑曲、日語。日後，她在張伯駒和其妻子潘素的指點下拜師學藝，成為古代書畫修復工作專家。有趣的是，在她和張伯駒的相處中，她感覺，這位熱愛傳統文化的老人沒有任何古板的思想，甚至有點“重女輕男”，對她的成長格外關注。
這種傳統又現代的風格，和他的出身有些關係收藏。1898年2月，張伯駒出生在河南項城一個權勢顯赫的家庭。張伯駒的伯父張鎮芳和袁世凱是老鄉，也是姻親關係。在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張鎮芳擔任署理直隸總督等職務，成為袁世凱的得力助手。因為張鎮芳的親生子女早亡，家業無人繼承，於是，張伯駒就被過繼給了張鎮芳。
在這樣的家庭中，張伯駒本該走上一條傳統的人生道路收藏。嗣父張鎮芳對他全力培養，希望他能專注“仕途經濟”的發展。他上過私塾，讀過新學，從小就展現出詩情和文筆，也曾計劃著做官或從軍。1917年，19歲的張伯駒進入袁世凱創辦的陸軍混成模範團。此後，他還在曹錕、張作霖等人手下任過職。但他發現，自己不習慣官場的虛偽，也不喜歡軍隊管理的粗暴，時常感到不適。
在袁世凱下臺、去世等一系列事件之後，張伯駒的嗣父張鎮芳失去了政治地位收藏。1921年起，他進軍商界，擔任鹽業銀行的董事長，專注積攢財富，直至去世。這樣的家庭，讓張伯駒擁有了海量財富的繼承權，也讓他失去了個人自由。作為嫡長子的他7歲定親，19歲結婚，因為原配不能生育，他又娶了兩房太太，一直到第三房太太生了兒子，“傳宗接代”的任務才算順利完成。
時間推移，張伯駒也日益感到封建家庭對他的壓抑收藏。他曾自述，自己不抽菸不喝酒，愛好就是詩詞歌賦，書法繪畫。但家中的其他人幾乎都沉迷大煙，最多的時候，身邊有“十數杆煙槍”。而他的幾房妻子教育程度有限，讓他非常苦悶。
後來，張伯駒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上海等地獨自活動，逃避家庭收藏。他認清了自己，放棄軍界生涯，轉入鹽業銀行任職，也開始發展自己的興趣。1929年，他在北京琉璃廠閒逛時，“淘”到了平生第一件珍貴的書畫作品：康熙皇帝親筆題寫的“叢碧山房”匾額。從這件藏品開始，他將收藏字畫視為人生重要的興趣。為了紀念這件事，他還將自己在北京弓弦衚衕居住的四合院“似園”改名為“叢碧山房”。
收藏、書畫和京劇讓張伯駒找到了自我，也讓他找到了真正的愛情收藏。1935年，在朋友的引見下，張伯駒與潘素在上海結識。潘素出身晚清文人家庭，從小學習音律、書畫，卻因為家庭變故成為上海的知名藝伎。她有美貌、才學和靈氣，和志趣相投的張伯駒一見鍾情。後來，張伯駒在朋友的幫助下，將潘素從風月場中救出，並與她結婚。此後，這對靈魂伴侶一直相伴。在張伯駒的幫助下，潘素的才能也得到了施展，成為著名的書畫家。
很快，由興趣入門收藏的張伯駒就意識到，有些事比興趣更為要緊收藏。20世紀初，清政府倒臺，一些皇室後代在逃難時，從宮中帶出了大批珍貴文物。到了20世紀30年代，時局更加紛亂，這些後代坐吃山空，開始變賣文物，這些文物進入市場後，又被海外博物館和藏家買走。張伯駒入局收藏市場時，問題已經越發嚴重。他意識到，他應該搶先把一些珍貴的字畫收藏在手中，讓它們免於流落海外。
一次與珍貴書畫的擦肩而過，帶給他深深的遺憾收藏。1936年，恭親王奕的長孫溥偉去世，為了辦喪事，溥偉的弟弟溥儒將唐代韓幹的《照夜白圖》賣給了古董商葉叔重，而葉叔重正是國際文物販子盧芹齋在中國的代理人。最終，這幅國寶流落至海外。張伯駒一開始對此事並不知情，得知後，他還拍電報給當時華北的最高軍政首腦宋哲元，請對方阻止國寶外流，結果失敗。
此後，張伯駒便開始擔心溥儒手中的另一件國寶：西晉陸機的《平復帖》收藏。他曾聯絡溥儒求購《平復帖》，但對方當時並不缺錢，開出天價拒絕了他。巧合的是，1937年年底，溥儒的母親去世，他只好出售《平復帖》籌辦喪事。於是，在1938年初，張伯駒順利以4萬大洋買下了《平復帖》，並堅決拒絕了日本人的求購。日後，他在文章中發出感慨：“在昔欲阻《照夜白圖》出國而未能，此則終了夙願，亦吾生之一大事。”
如張伯駒所言，他天性“散淡”，不重視財富，也不習慣舊式家庭的墮落收藏。或許，散盡家財收藏文物，在他看來是自己的那些財富最好的歸宿。早在1932年，張伯駒就在著作《叢碧書畫錄》的序言中寫道：“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捐出“半個故宮”
中年之後的張伯駒，命運一直被這些書畫、收藏牽引收藏。1941年，他被綁架一事發生之後，張伯駒意識到在亂世懷揣國寶的危險，開始計劃躲避禍亂。1942年，他帶著家人旅居西安，與人合開公司維生。前往西安的旅途中，他還交代潘素，將《平復帖》縫在衣服裡保管。也是在這一時期，他的《過江夢》發表在了西安的報紙上。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全家人才回到北京。
雖然手頭不再如以往那樣寬裕，但關於國家和民族的好事，張伯駒依然願意做收藏。1947年，張伯駒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還參加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為各種愛國活動出錢、出力。此外，他也繼續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收購珍貴字畫。1947年，因為故宮博物院拒絕收購落入市場的展子虔《遊春圖》，張伯駒決定自己出手。為了這幅畫，已經不太寬裕的他出售了弓弦衚衕的叢碧山房，又多方籌措，才有了購畫的資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伯駒以兼職的身份，為文化部文物局等機構效力，從事他熱愛的文化事業收藏。1952年，他聽從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的建議，將《遊春圖》以原始價格出讓給故宮。到了1956年初，北京市動員各界名人認購國債，張伯駒也被時代熱情感召，表示願意將字畫賣給文物局，所得款項全部購買國債。隨後，他和潘素決定，共同把書畫無償捐獻。最終，夫妻二人將《平復帖》等八件珍貴的書法文物捐獻給國家。同一年，他還將李白的《上陽臺帖》轉呈毛澤東，後又由毛澤東指示交故宮博物院收藏。為此，文化部擬獎勵張伯駒20萬元，但被他婉拒，只領取了一張獎狀。
如今，這些書畫作品大都成為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收藏。後世常有人形容，張伯駒捐出了“半個故宮”。他捐獻的文物數量並不龐大，但從文物質量角度考慮，這個表達絲毫不誇張。因為《平復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名人法帖，誕生於隋朝的展子虔《遊春圖》是現存最早的文人山水畫。書畫史上兩個“第一”，都是張伯駒捐出的舊藏。此外，他捐出的李白《上陽臺帖》，杜牧唯一一件傳世書法《贈張好好詩》等，在書畫史上也有極高的地位。
能夠捐出如此珍貴的字畫，還是基於張伯駒隨性、豁達，看重文化價值而非金錢的性格收藏。正如潘素所言，他內心有“熱愛新社會的衷情”。在張伯駒研究者榮宏君看來，“捐文物”當然是出自張伯駒本心的選擇。“他不是巧言令色的人，也不會美化自己。捐文物，應該受到了時代精神和身邊人的影響，但最重要的，還是他這個人的性格使然。”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但張伯駒還是沒有躲過苦難收藏。1957年，剛剛捐出文物不久的張伯駒被打成“右派”，失去工作，生活沒有著落。幸運的是，因為對詩詞、圍棋的愛好，他與陳毅成為摯友，困難時，陳毅對他伸出援手。1961年，在陳毅的幫助下，張伯駒前往吉林省博物館(今吉林省博物院)擔任副館長。在吉林，他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整理文物，提供建議，也在吉林捐出了自己的很多藏品。這段時間，他捐出了南宋女畫家楊婕妤的《百花圖卷》，這是中國現存記載中第一位女畫家的作品，也是如今吉林省博物院的鎮館之寶。
晚年，張伯駒輾轉回到北京定居收藏。為了文物，他家財散盡，蝸居在一間小房子裡，與興趣愛好相伴，還是自得其樂。1978年，80歲的他，還曾經寫下“驚人一曲空城計，直到高天尺五峰”的詩句，回味名角和他同唱《空城計》的快樂時光。他也持續進行古詩詞創作，改革開放後，他延續自己在20世紀50年代的構想，提議創立中國韻文學會，推進古代詩、詞、曲、賦在現代的發展。
1982年年初，與張伯駒相熟的畫家黃永玉在北京莫斯科餐廳偶遇了他收藏。他看到，張伯駒點了一盆簡樸的紅菜湯，四片面包，配上一點果醬和黃油。飯後，張伯駒小心地取出毛巾，將抹上果醬、黃油的麵包裹起裝好，提著小包，“自人叢緩緩隱去”。黃永玉感嘆，一生嚐遍酸甜苦辣的張伯駒，晚年的姿態還是如此優雅。半個月後，他就聽說了張伯駒去世的訊息。
如今看來，在被囚禁的歲月裡寫下的《過江夢》，可能是張伯駒對自己人生的領悟收藏。在小說的開頭，他寫道：“富貴石中火，功名水上漚”“數載光陰，一人經歷，其間風雲變幻，花月流連，以及世故人情，時聞隱事，卻也光怪陸離”。經歷瞭如夢似幻的前半生，後半生，他徹底拋卻瞭如“石中火”一般的富貴名利，走向更加寬廣的境界。
參考資料收藏：
《張伯駒年譜長編》收藏，作者榮宏君，河南文藝出版社
《煙雲過：張伯駒傳》收藏，作者鄭重，中華書局
《中國新聞週刊》2026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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