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那個悶熱的夏天，長沙湘江邊一群年輕人扛著行李等船留學。二十四個人，清一色的灰布長衫，眼睛亮得能照見江心的波光。毛澤東站在最前面，左肩揹著褪色的油布傘，右手攥著半塊乾糧。船來了，他回頭望了一眼嶽麓山，山影沉在水中，被槳聲碾碎。這是二十三歲的毛澤東第一次離開湖南。 北上路上他心裡的算盤其實打得清清楚楚——留法勤工儉學的組織工作已經鋪開，湖南學生的路費、手續、國外接洽都是他一手經辦。想出去喝幾年洋墨水，憑他這些年攢下的名氣和關係網，真不難。倒是羅章龍考上北大預科這件事，反而讓毛澤東在火車上琢磨了好幾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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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留下來了留學。留在北京灰濛濛的天空下，站在李大釗的辦工桌前翻過一頁一頁的俄國革命資料，站在陳獨秀的演講臺下舉著寫滿問題的紙條。他遇見的那些北大知識分子，固然算是這個民族的智囊，但在毛澤東的眼中，他們像是站在高樓上指路的燈，而他自己的路，是要用腳一步一步量出來的。 多年後，北大把他坐過的那張桌子單獨隔成一間展室，玻璃框裡壓著他的借書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感嘆一番，拍照一番，再匆匆趕往下一個景點。歷史的回聲在展室的牆上打著轉——有人把這叫做殊榮，而對於那個二十三歲坐在門口墊子上寫字的年輕人來說，這不過是他在進京路上踩過的第一塊石頭。起點並非終點，而真正偉大的道路，從來不是從神殿裡開始的，是從一張月薪八塊錢的舊木桌前開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