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趙振江詩歌。
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智利女詩人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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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鷹主動出擊，將鉤嘴啄進馬背，小鹿借被動防衛以擺脫敵人，因為它能在百步之外就嗅到氣味，在二者之間，我喜歡後者詩歌。能從甘蔗林後面觀察動靜的多情的眼睛，比一味從高空進行控制的殘忍的眼睛好得多。”國徽上的神鷹與小鹿象徵著智利精神的兩個側面:力量與風度。女詩人米斯特拉爾認為，人們往往耽於炫示神鷹的力量，但在和平晴朗的日子裡，“臉色、語言、思維都應該是溫柔的”，“小鹿可以是我們精神的第一位特徵”。
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西語文學專家趙振江編譯的《少一些神鷹，多一些小鹿: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詩文選》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詩歌。該書為S碼書房“新拉丁美洲文學叢書”的代表之作，收錄米斯特拉爾畢生創作精華，向中國讀者介紹這位女詩人的傳奇人生和富有強烈抒情性的文學傑作。
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是迄今為止西班牙語世界裡唯一摘得諾獎桂冠的女性作家詩歌。她1889年出生在智利北部的小村莊，14歲開始在山村小學做助理教師，20歲時於報刊上發表詩歌小說，在文壇嶄露頭角。她畢生從事教育事業，擔任過中學校長，實施過教育改革，做過記者、外交官；另一方面，詩歌將她引向另一條“榮譽和玫瑰花鋪成的道路”，她相繼出版的《絕望集》《柔情集》《塔拉集》《葡萄壓榨機》等風靡南美，使米斯特拉爾最終登上“詩歌女王”的寶座。1945年，米斯特拉爾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院士雅爾馬·古爾伯格在授獎詞裡將她與薩福媲美:“女詩人為我們獻上親自用慈母之手釀製的飲料，既有泥土的味道，又能撫慰心靈的飢渴。它源自希臘的島嶼，為了薩福；它源自艾爾基山谷，為了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這大地上永不枯竭的詩歌之源。”
說起米斯特拉爾的“神鷹與小鹿之辯”，趙振江認為，米斯特拉爾的大部分詩歌具有“小鹿”的性格:溫馴、機敏、柔情，體現了真誠、美好、善良詩歌。與此同時，女詩人亦似一座沉默的火山，內裡有沸騰的岩漿湧動。趙振江告訴南都記者，米斯特拉爾的詩歌並不以語言的典雅、形象的優美、結構的精巧或韻律的新奇著稱，而是以“火一般的愛的激情感染著讀者”。“這裡所說的愛包括熾烈的情愛、深沉的母愛和充滿人文情懷的博愛。正是這種奔騰於字裡行間的愛的激情，使她的作品在群星燦爛的拉美詩壇上發出了耀眼的光輝。”
以馬爾克斯、略薩、科塔薩爾、福恩斯特等為代表的“拉美文學大爆炸”一代作家曾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深遠影響詩歌。當南都記者問及目前拉丁美洲文學在國內的譯介和研究狀況，趙振江直言，雖然隨著西班牙語學科的發展，西語人才變多，但從事文學和詩歌翻譯者依然稀缺，對現當代文學跟蹤譯介和研究亦是薄弱。“至於值得關注的拉美作家，應當說，‘文學爆炸’以後的作家和詩人，我們關注得遠遠不夠。”
20世紀80年代末，雲南人民出版社與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合作翻譯出版“拉丁美洲文學叢書”，十幾年間出版50餘種，為拉美文學在華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詩歌。2024年起，作家出版社與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西班牙葡萄牙語文學研究分會合作，翻譯出版“新拉丁美洲文學叢書”，意在讓當年叢書中多年未再版而確有再版價值的書目重現坊間；譯介叢書中已收錄的作家成名作之外的其他代表性作品及拉丁美洲西葡語文學在中文世界的遺珠之作。迄今為止，“新拉丁美洲文學叢書”已出版22冊，持續向讀者介紹拉丁美洲這片具有非凡創造力的土地上生長的奇異的文學果實。
南都專訪
她的核心主題是情愛、母愛與博愛
南都:米斯特拉爾是你最早翻譯的智利詩人詩歌，你是怎麼發現她的?最開始被她這個人和她的詩歌的什麼特質吸引?
趙振江:我譯米斯特拉爾，始於1979年詩歌。那時，我在墨西哥學院進修。收到家信，說社科院外文所的陳光孚先生想約我，一同為灕江出版社的《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合譯米斯特拉爾詩選。要我買兩本相同的西文《米斯特拉爾詩選》:我從前半部，他從後半部，各選譯3500行，回國後合攏出版。遺憾的是當我回國時，他因過於繁忙，只譯了一小部分，這便是1986年版趙、陳合譯的第一版《柔情》。瞭解了這位智利女詩人之後，真的很喜歡這位南美的“抒情女王”。她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德藝雙馨”的詩人。
南都:《少一些神鷹詩歌，多一些小鹿: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詩文選》是否收錄了米斯特拉爾的全部作品?從《絕望集》到《葡萄壓榨機》，米斯特拉爾的寫作有哪些變化和演進?
趙振江:我只是選譯了女詩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詩歌。米斯特拉爾的詩歌創作，從《絕望》到《葡萄壓榨機》，不斷昇華，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核心就是“愛”:情愛—母愛—博愛。《絕望》是她的第一部詩集，也是其最有影響的詩集。在這些詩篇中，女詩人內心的激情與表面的平靜形成鮮明對照，像一座白雪皚皚的火山，一旦打破沉默，沸騰的岩漿便毫無顧忌地噴發出來。由於詩與人融合得太緊密了，米斯特拉爾最初並不同意發表這些作品，但是在回覆紐約西班牙語研究院時，她還是寄去了這個集子，“其中無論已發表過的還是未發表過的作品，都是首次彙編成冊”。這些詩作絕非閒情逸致，更不是無病呻吟。正如智利著名文學家薩維德拉所說:“這是詩，而非匠人的藝術。”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米斯特拉爾情詩的韻味也是有變化的詩歌。《相逢》《天意》《死的十四行詩》《祈求》等作品，筆鋒如刀，激情似火，顯然是愛情的產物。而《愛是主宰》《心聲》等作品的風格已漸趨緩和，不再是哭訴、呻吟或吶喊，詩人已更加成熟和冷靜，語言已不再那麼苦澀、辛辣，不僅有些甜潤，有時還流露出一絲嫵媚和俏皮，內容雖然還離不開痛苦，但卻有輕音樂的韻味。至於像《痴情》《默愛》《羞愧》《苦惱》《兒子的詩》《夜曲》《不寐》等作品，則表現了她對待愛情一貫的精神狀態。古巴女詩人杜爾塞·馬麗亞·洛伊納斯(1903-1997)曾這樣寫道:“如果說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一個像我們在《絕望》中所發現的如此美麗動人的世界，那麼她就不僅是寫了一本書:她竊得了神火，而且沒有自焚。”
《絕望》集中還有一組抒情漫筆式的釋義性散文——《母親的詩》詩歌。這是一束別具一格的小花。這是孕婦甜蜜的暢想曲，是對母親深情的讚美詩。
對米斯特拉爾來說，“母愛”是神聖的詩歌。她自己雖無兒女，但並沒有在女性的絕望中飲泣和呻吟，而是把深沉的母愛獻給了更多的孩子們。《柔情》是詩人將“情愛”轉化為“母愛”的集中體現。當女詩人擺脫了纏綿悱惻的情思時，她已經不是“偏僻山村”的小學教師，而是著名詩人、記者、教育家和外交官了。記者的敏銳、教育家的責任心和外交官的廣泛交際開闊了她的視野，豐富了她的創作，使她的作品突破了個人悲歡的侷限，向著更高的境界昇華。這時，她的作品已具有濃郁的美洲主義色彩，尤其是充滿了對被壓迫人民的同情。有一次，當教皇問她為誰祈禱時，她的回答是“為印第安人”，“為那些默默無聞的、在酗酒、貧困和無依無靠中任人宰割的人們”。當美國派遣海軍陸戰隊去尼加拉瓜鎮壓桑地諾游擊隊時，她強烈抗議胡佛總統的侵略行徑。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詩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她對野蠻的戰爭充滿了仇恨，為了和平事業而大聲疾呼。她從自己隱居的地方對世界各地的被壓迫者、對在戰爭中失去雙親的孤兒和集中營裡的受難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積極的聲援，這使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非常惱火。米斯特拉爾在其詩作中，以無可混淆的牢固和張力體現了自己的品格:純潔，樸實，富於激情，充滿對人類的善和對大地的愛。
南都:這部詩集的題目《少一些神鷹，多一些小鹿》出自米斯特拉爾的同名散文詩歌。你怎麼理解智利人精神中象徵“神鷹”的一面和象徵“小鹿”的一面?米斯特拉爾個人寫作中哪些方面體現了“小鹿精神”?
趙振江:坦率地說，我對神鷹缺乏好感，歸根結底，它不過是一種美麗的禿鷲詩歌。然而，我見過它在安第斯山上空漂亮的飛翔。但一想到它劃出那偉大的弧線只是為了懸崖絕壁上的一塊腐肉，心中的激情便破碎不堪了。我們女人就是這樣，比人們對我們的想象要實際得多……”
在米斯特拉爾的詩作中，絕大部分都體現了小鹿的品格:溫馴，機敏，柔情，體現了真誠，美好，善良詩歌。在《柔情》集中，有一首十四行詩，《孤獨的嬰兒》，就把這種母親的情懷體現得淋漓盡致:
聽到哭聲我停在山坡上詩歌，
走進路邊小屋的門廊詩歌。
嬰兒溫柔的目光詩歌，從床上投向了我
甘甜似美酒使我如醉如狂詩歌。
母親遲遲未歸詩歌，躬身操勞在耕地上，
孩子醒來詩歌，尋找玫瑰色的乳頭哭聲淒涼，
我把他緊緊地抱在自己的懷裡詩歌，
一首搖籃曲油然而生詩歌，飄蕩悠揚……
月亮透過敞開的窗將我們凝望詩歌，
孩子已入睡詩歌，歌聲還在迴盪，
宛如新的光源詩歌，照得我心花怒放……
當母親顫抖著開啟房門詩歌，
看見我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光芒詩歌，
就聽任嬰兒在我的懷裡暢遊夢鄉!
在米斯特拉爾的詩中，體現智利人“神鷹”品格的作品很少，即便有也不是直接寫英雄人物的豪情壯志，而是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詩歌。
諾貝爾文學獎授給她詩歌，符合時代要求
南都:米斯特拉爾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說:“女詩人為我們獻上親自用慈母之手釀製的飲料，既有泥土的味道，又能撫慰心靈的飢渴詩歌。”在1945年二戰結束這一年，瑞典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米斯特拉爾有什麼特殊意義?
趙振江:1945年，二戰的硝煙還未散盡，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精神和肉體的創傷遠未癒合，人們渴望和平、友愛、真誠、善良，在這樣的背景下，諾獎評委們發現了這位從智利大山中走出來的女詩人詩歌。她三歲時，父親就離家出走。她沒有進過任何正式學校，是名副其實的自學成才。米斯特拉爾從小就表現出詩歌天賦，九歲能即興賦詩。十四歲時，家庭的經濟負擔就落在她肩上，她開始在山村小學做勤雜工。辛辛苦苦地工作，得到的卻是校長和村民們的奚落和辱罵。1909年，她二十歲時，便在省內的報紙和刊物上發表詩歌和短篇小說。1910年她從助理教師轉為正式教師，後來又從小學轉到中學，並做過中學校長。1914年她參加了在智利首都舉行的“花獎賽詩會”，以三首《死的十四行詩》榮獲了鮮花、桂冠和金獎，從此便沿著榮譽和玫瑰鋪成的道路青雲直上。把諾貝爾文學獎授給這樣一位女詩人，既符合時代要求，又符合大眾心理，可以說，這拉丁美洲的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是應運而生、水到渠成的事情。
南都:米斯特拉爾的寫作在智利以及拉丁美洲文學界產生了哪些影響?她在文學上有哪些追隨者?
趙振江:雖說這拉丁美洲的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是應運而生、水到渠成的事情，但當時對女詩人獲獎是頗有爭議的詩歌。這可以理解，一個從智利大山裡走出來的女詩人，沒有背景，沒有學歷，沒有文憑，獲得世界文壇最有影響的諾貝爾文學獎，沒有爭議是不可能的。或許，正是因為有爭議，才更加引人注意，從而產生更大的影響。至於哪些詩人在哪些方面受到米斯特拉爾的影響，我沒做過深入研究，不好妄言，但有兩件事，我印象深刻，願和大家分享。
智利的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歌，巴勃羅·聶魯達，其《愛情十四行詩100首》中有一首是這樣的:
59 (G.M.)
可憐的詩人們啊詩歌，生命與死亡
都在迫害他們詩歌，以同樣的固執，
然後便淹沒在喧鬧的浮華中詩歌，
被賦予紀念的儀式和葬禮的牙齒詩歌。
現在詩歌，他們——像石子般暗淡，
在狂傲的駿馬後面詩歌，伸展，
行走詩歌，最終被多事者管轄，
在侍從中，不得安靜地入眠詩歌。
此前詩歌，當確信死者已經歸天
人們用火雞、豬肉和其他演說家
將葬禮變成一場可悲的筵宴詩歌。
人們窺視其死亡並將她欺凌:
只因為她的口已經合攏
不能再發出回應的歌聲詩歌。
這是聶魯達寫給妻子馬蒂爾德的情詩，G.M.就是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的縮寫詩歌。詩中“可憐的詩人們”顯然不只是指米斯特拉爾，也包括聶魯達自己以及所有像他們一樣的詩人。由此可見，聶魯達是把米斯特拉爾視作自己的前輩和導師。
另一件事是1992年，為紀念米斯特拉爾應邀協助墨西哥進行教育改革70週年，墨西哥經濟文化基金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出版了女詩人的《歌集》(Canciones)，並配有玻利維亞女畫家格拉希耶拉·羅多·布朗赫爾(Graciela Rodo Boulanger)的插圖詩歌。其前言是這樣的:
“在拉丁美洲文壇上，嚴格地就其本身的價值而言，智利的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是最傑出而人們又最少了解的作家之一詩歌。她於1889年4月7日出生在智利北部小鎮比古尼亞。她的原名叫盧西拉·戈多伊·阿爾卡亞加，然而為了紀念義大利詩人鄧南遮並表達自己對普羅旺斯詩人費德里科·米斯特拉爾的仰慕，她為自己取名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她從很年輕的時候起，就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很快便由於一些詩歌在美洲和西班牙報刊上轉載而成名。
1922年對她是很有利的一年:首先是一些紐約的教師決定將她的作品彙編成冊，在西班牙學院出版；其次，數月後，她應新生的墨西哥革命政府的教育部長何塞·巴斯貢塞羅斯的邀請，赴墨幫助進行當時由部長牽頭的偉大的教改工程詩歌。這‘灼人皮膚’的國度的慷慨舉動，導致了她著名的《女性讀物》和一些詩歌與文章的問世。在這些作品中，她以無可混淆的牢固和張力體現了自己的品德:純樸，富於情感，對大地的愛和對人類的善。一種千年的平和與冷靜與對大地和母親的燃燒的激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一種狂熱而又有節制的重力在她身上煥發出一種充滿宗教色調與內涵的語言，她的聲音使自然的舉動——生與死、愛情和孤獨、孤兒與母愛——化作一種過時的被遺忘了的禮拜的記憶與程式詩歌。她的另一個題材是風景。奧克塔維奧·帕斯寫道:‘加布列拉的風景有一種分不出日期的模糊。她的中心標誌是岩石，這是已經冷卻的岩石的太陽，是化作堅硬物質和綠色苔蘚的時間，是對復活的承諾。那是前哥倫布時期的碣碑，是沙漠與耕地、教堂與神壇的分界，而尤其是墓石。加布列拉長時間地觀察岩石，我不知她在寂靜中聽到了什麼神秘的語言:
我熱愛一塊瓦哈卡或瓜地馬拉的
石頭詩歌，我走近它的身軀，
它像我的臉龐一樣紅潤堅毅詩歌，
它的裂縫在呼吸詩歌。
當我赤裸著身體睡著詩歌，
不知為何將它翻來翻去詩歌，
或許我從來不曾有過
而如今看到的是我的墓地詩歌。
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於194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經歷不斷的坎坷與追求之後，於1957年在紐約逝世，留下了大量的、不同風格的、始終對人類荒誕的生存條件予以關注的作品詩歌。在這個報刊選讀本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墨西哥經濟文化基金會奉獻一部詩歌選集(Canciones)，它是由巴西著名女詩人恩裡克塔·里斯本為了紀念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而編選的。”
前言裡有墨西哥詩人帕斯(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米斯特拉爾的評價詩歌。我想，從這兩件事，米斯特拉爾對拉美詩壇的影響可見一斑。
詩歌在頁面上播種眼睛詩歌，在眼睛上播種語言
南都:你曾翻譯過聶魯達、帕斯等多位西語詩人的作品詩歌。與這些詩人相比，翻譯米斯特拉爾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趙振江:和聶魯達、巴略霍、帕斯等詩人相比，米斯特拉爾最突出的特點在於強烈抒發個人情感，尤其是她的情詩，由於情人的背叛和自殺，她的愛有時是透過“怨”和“恨”表現出來的詩歌。在這種情況下，譯者一定要設身處地，體會女詩人複雜的心情。
南都:請談談你的翻譯理念詩歌。你推崇逐字逐句的直譯還是擁有一定彈性空間的“創譯”?假如遇到一個與你個人語調文風相差很大的作者，作為譯者如何適應?
趙振江:我認為，在詩歌的西漢互譯中，嚴格意義的“直譯”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詩歌。原因很簡單:西班牙語和漢語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一個屬印歐語系，另一個屬漢藏語系；一個是多音節的拼音文字，另一個是單音節表意的方塊字；一個是韻母相對單調但節奏鮮明，另一個有四聲而且韻母非常豐富。如果逐字逐行對應，是無法譯的。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學過外語的人都知道，在外語的寫作裡，最忌諱的就是重複使用同一個單詞；而在漢語裡，這有時卻是一種修辭手段。如《紅樓夢》裡的“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妝懶。簾外桃花簾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請問，如何能逐字逐句地翻譯呢?
在對詩歌翻譯的理解上，我完全同意墨西哥詩人帕斯的觀點詩歌。他說:“譯者的活動與詩人的活動是相似的，但有一個根本區別:詩人開始寫作時，不知道自己的詩會是什麼樣子；而譯者在翻譯時，已經知道他的詩應該是眼前那首詩的再現。”詩歌翻譯同樣是創作，不過是“二度創作”。詩人是用自己的語言表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譯者則是用自己的語言表述詩人的思想感情，即“戴著鐐銬跳舞”。詩歌不同於小說:小說是講故事，有人物、情節、發展脈絡，而詩歌是靠意象抒發情感，透過隱喻表達願望與訴求(我指的是抒情詩)。用帕斯的話說:“詩歌在頁面上播種眼睛，在眼睛上播種語言。眼睛會說話，語言會觀察，目光會思考。”翻譯詩歌，與翻譯小說不同，因為還要考慮翻譯出來的文字也應該是“詩”。這是我在翻譯詩歌時努力追求的，而追求無止境。翻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們對拉美作家的關注還遠遠不夠
南都:你如何評價目前國內拉丁美洲文學的研究、譯介和出版現狀?還有哪些特別值得讀者關注的拉美作家?
趙振江:老實說，我對目前國內學界對拉丁美洲文學的研究、譯介和出版情況沒有深入、全面、系統地研究和梳理，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只能說更深入、更開闊了，那時主要是翻譯，現在研究和評論更多了詩歌。現在學西班牙語的人多了，但工作的面也更廣了，做文學尤其是做詩歌翻譯的人還是太少了，對文學經典的譯介和研究有待加強，對現當代文學的跟蹤譯介和研究更是薄弱。但可喜的是隨著西班牙語教育蓬勃發展，國內西班牙語的人才迅猛增加，對拉丁美洲文學的譯介和研究一定有樂觀的前景。至於值得關注的拉美作家，應當說，“文學爆炸”以後的作家和詩人，我們關注得遠遠不夠，由於個人未作深入研究，就不做具體介紹了。
南都:你一生致力於研究和譯介拉丁美洲文學詩歌，你認為拉美這片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文字對你的人生產生了哪些滋養?現在的讀者閱讀拉丁美洲文學會有什麼斬獲?
趙振江:幾十年來，透過翻譯和研究西班牙和西班牙語美洲詩歌，開闊了眼界，增加了知識，加深了我對拉美各國的瞭解，同時也受到了教育，淨化了心靈，使自己的“三觀”更加明確和堅定詩歌。西班牙和西班牙語美洲的大詩人，聶魯達，巴略霍，帕斯，馬查多，加西亞·洛爾卡，阿爾貝蒂……他們都不是為個人寫詩，而是為時代代言，為人類代言。我在翻譯《西班牙在心中》《西班牙，請拿開這杯苦酒》《太陽石》《卡斯蒂利亞的田野》《詩人在紐約》《中國在微笑》等作品時，彷彿自己和詩人們一起，身臨其境，不僅是感動，而且是不斷地受啟發，受教育，受鼓舞。這也是我為什麼能幾十年如一日，堅持翻譯西班牙和西班牙語美洲詩歌。我相信，閱讀拉丁美洲文學的朋友們會和我有同樣的收穫。
本版採寫:南都記者 黃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