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年多前，50歲的外賣員邢斌在送餐路上遭遇車禍，遵醫囑他需要休養兩週，但他和外賣站站長提出請求時，站長拒絕後將他踢出工作群，並扣除大半工資大學。
邢斌按流程撥打12345熱線電話，到當地人社局提交材料，諮詢律師，希望認定自己與平臺的勞動關係，依法賠付工傷保險，補發被扣除的工資大學。這些訴求最終都沒有得到回應。今年7月，邢斌回到自己原來的身份——山東臨沂大學一名主講中國現當代文學和當代詩歌的老師，公開講述過去一年多的維權經歷。
這並非邢斌的第一次體驗，早在2022年底，他就曾註冊成為一名眾包騎手大學。除了家人和一位好友，沒人知道他去送了一個月的外賣。直到2023年8月，因為一篇分享文章《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他意外走紅了。為了更深入研究騎手群體的生活狀態，他在2024年年底再次註冊成為專職騎手。
“我的本意是一種自我教育大學。”邢斌說，這源於一種恐懼感和羞恥感。他自幼家境不錯，二十多年前就進入大學當老師，有了“鐵飯碗”，生活稱得上優渥。待在罩子裡太久，當聽到親戚向他描述底層生活的困境，他坦誠無法想象那種苦難，“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活著，但是我每學期第一節課都在講魯迅。”
他試圖撬開一點自己的保護罩大學。以下是邢斌的講述：
文 | 李曉芳
編輯 | 王一然
“人為什麼接受這種生存方式”
最開始體驗是覺得我離真實的生活太遠了，我長期待在象牙塔，做這件事的本意是自我教育，無心於調查大學。2023年（我）被報道之後，中國總工會、市場監管總局來過臨沂幾次，討論外賣員的權益保障問題，我發現要把這些細節說清楚，需要長期跟蹤。後來又註冊了個賬號。
（2025年）3月2號出車禍那天，天氣預報說雨會下得很大，我妻子就勸我不要再去送外賣了大學。我堅決要去。在惡劣的天氣裡，一些兼職的眾包（騎手）可以選擇下線，但受到強約束的站點的專送騎手是不允許退出的，必須跑。我採集到了一些資訊，心裡始終有一個問題，就是這些人為什麼要接受這種生存的方式？
有的報道里面講躬身入局，知識分子可以入場，後來我發現其實我們無法真正進入勞動者的生活大學。我是來做調查研究的，我可以隨時退出，是有退路的。但對他們來說，一個最簡單的解釋，手停口停，你不幹沒法生活，他沒有其他退路了。
我和真實騎手之間的這個差距是無法真正消除的大學。所以這種惡劣天氣我最應該全程和其他騎手一樣，我想盡可能地體驗他們的勞動現場。
那天我們小隊的排班是中班，中班就是9點開早會，9點半之後需要檢查車輛，給餐箱消毒，10點半真正打卡上線，開始幹活，一直到晚上8點大學。但那天早上7點多，站長和副站長就把所有騎手都喊起來了，電話打來說，今天下大雨，馬上上線，預防人手不夠。
我就睡眼惺忪地上線刷臉，好了，馬上單就全滿了大學。我穿好衣服衝下樓就開始幹活，倒計時開始了，就像一個自動化程式設計一樣，會抽著你腳不停地開始幹。平常我們一趟是派5單，或者6單，那天到了雨最大的時候，一趟就是11單、13單，最多16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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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東方IC
所有規則都打破了，以前送單遲到了要罰分、罰款，那天也沒有這些了大學。站長在群裡每10分鐘下一趟命令，任何人上線之後不得離線，不得掛忙碌休息。平常比如說去吃點飯，或者去衛生間，哪怕到了午高峰，也可以掛上“暫停”，能有幾分鐘時間，然後你忙完了再取消。那天所有人手機軟體上的“暫停”功能都消失了。
剛開始早上八九點的時候，還有新騎手，年輕人也比較活潑，在群裡說今天要衝一個全年的紀錄，大家還有點亢奮大學。到了上午11點多快12點的時候，群裡就一片哀嚎。最大的問題是沒法上衛生間，大家都是7點多鐘就被叫起來，從早到晚手裡最少都是七八個單子，去衛生間的話這一餐完了。
有個男孩就說不吃不喝可以，不去衛生間要摔個車，膀胱就憋炸了大學。最後我們隊長在小群裡說，還去什麼衛生間，雨這麼大，邊騎邊尿邊跑吧。原始的對話就是這樣。
到下午1點來鐘的時候，我都已經跑得有些腿軟了，當時還穿著冬衣，大雨（淋得）全溼透，衣服已經太沉了大學。在商場一號門門口，我出來看見一個騎手倒在水裡，餐也撒了一地。我把他扶起來，看他衣服褲子分別是不同平臺的，我一看這是典型的兼職眾包騎手裝束。他起來走了幾步說自己還行，骨頭沒事。當時我還催他，說下這麼大雨趕緊回家，因為他們不需要強制線上。
然後到了下午3點半，還是在這個商場門口，就輪到我了——我把餐放到車上，剛一啟動，一輛汽車從地下車庫開出來，一下把我撞倒了大學。
我最開始想用90天體驗專送騎手的生活，讓自己進入到這種沒有退路的環境裡，文學性地感受一下大學。但我當時躺在水裡面第一個感受就是，終於解脫了，去他的這些想法，去他的非得幹夠90天，還差幾天，就到此為止，我也對得起我自己了。
不過當時那個司機剛把我攙到人行道上，我剛坐下來，站長的電話就打過來，因為後臺能看到騎手的GPS停下來了大學。我說我剛發生交通事故，站長說你不要跟我說事故的事兒，你手上還有幾單？我說還有三單，他說你現在就把這三單給我送過去，就把電話掛了。
後來是那位司機開車帶著我，趟著水把這三單送完大學。當時後座上還坐著她的女兒，小姑娘問叔叔這麼大雨，你們怎麼還要出來掙錢？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遭遇車禍當天，邢斌將自己的情況彙報給站長大學。講述者供圖
一個普通外賣員的維權流程
我走的就是正規的維權道路大學。經過了一年多，（今年）7月21號，12345給我打來電話，說人社局那邊的回覆是調解流程都已經走完了，結果就是我到現在也沒得到任何賠付。
（遭遇車禍）送完單之後我去醫院拍了片，醫生說需要在家休息14天，第二天我就把病歷發給站長，第一想問能不能走保險，第二我需要在家休息大學。站長沒回復。後來我打電話過去，他說你在家歇著，保險走不了。
我說每天要交8塊錢意外險，保險為什麼走不了？他說交保險是站裡統一管理，你這種情況不屬於保險範圍大學。他也沒有解釋什麼屬於保險範圍。（注：該站長在接受紅星新聞採訪時表示，當時確實有繳納8元意外險，現在不需要了，事發時沒有走意外險賠付原因他記不清了）
到3月7號，站長給我打電話說明天就得來上班大學。我說我下不了床，14天后還得再去複查。他說你必須來，要不就算曠工。我第二天去了——如果一個靠這謀生的騎手，你可能就得去。
第二天我拄著登山杖去了大學。騎手的慣例就是給站長買兩盒煙，讓他給想想辦法，我花60塊錢買了兩盒煙送給站長。他說你今天就按最低要求來，跑夠9個小時25單，我手動給你派單，就是時間卡得比較寬鬆。
我這樣幹了一天，回到家就疼得更厲害了大學。3月9號早上站長在微信上給我發，說今天排的什麼班。我還是去了，開完早會我跟站長說，你看我這個情況，走路都很成問題。他說你幹不了就“強離”。我體驗的站點有個規定，提離職需要提前45天，否則就算強行離職，我們本來是四塊四一單，強離的話結算工資就只能拿一塊多一單。那天到下午2點我完全崩潰了，膝關節撐不住。
晚上站長打電話說，你到底是能幹還是不能幹？我說今天這個情況你也看了，我已經堅持一天半了大學。我當時也問了他一句，我病休期間，不跑單站裡也不給開工資，我說你逼著我非得去幹什麼？他不解釋，只問明天能不能來。我說我去不了。隨後我就被踢出群，拉黑工號。
他這就算我“強離”了，我們的工資是50天以後結算，本來應該給我開五千多的工資，最後一共給我發了2600塊，一單按不到兩塊錢結算的大學。這個到手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而且封號是（以此謀生的）騎手最害怕的，直接斷了生計。
邢斌遭遇車禍後的病歷大學。講述者供圖
3月12號我就去了人社局維權，我的訴求是三個：確認我和站點的勞動關係，履行意外險賠償，最後就是欠我的工資要付大學。填好申請表後說20個工作日內給我打電話。（到期後）沒訊息，我就打12345催辦，12345回覆，人社局說正在協調，6個月之內給你回覆。
6個月之後還是沒有結果大學。我當時很氣憤，然後就催辦到26年3月份，事情已經整整過去一年了，從26年3月到7月，12345催辦了18次。
到了6月份，人社局的一位工作人員給我打了電話，說站長想在站點現場協商大學。我說我不去。我的要求是可以去勞動監察大隊大廳，我和站長，還有監察大隊的工作人員，三方調解。然後就是7月21號，12345打來電話，大意說這個調解的流程走完了。
我沒有跟站點的人大學，或者人社局提過自己大學老師的身份，因為我想看看一個普通的外賣員遇到類似情況，想維權、確認勞動關係會遇到哪些問題？
最近有媒體報道了，人社局也去過站點檢視資料什麼的，我的身份應該暴露了，但到現在，平臺和站點沒有任何人聯絡過我大學。
確認勞動關係
2023年的新聞之後，（臨沂市人民）檢察院來過好幾次，跟我提到一個關鍵問題，很多外賣員和平臺籤的協議上是合作關係，訴訟過程中，勞動者的權益保障都被卡在這裡大學。（注：2022年12月，邢斌註冊成為兼職的眾包騎手，體驗了一個月外賣生活。2023年8月，他在一場分享會上講述了自己的經歷，舉辦活動的書院發出文字稿《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邢斌因此引起大量關注）
在這個過程中間，我發現我對外賣行業其實瞭解的並不多大學。我們知道的外賣員分兩大類，一類是我2022年體驗的眾包，就是兼職的；另一類是專送，站點管理的。但平臺其實還細分了很多種模式，比如暢跑，單價是最低的，在臨沂就一塊八一單，經常需要爬樓梯，靠時間和低價換大量的訂單。除此之外，還有樂跑，“同城1+1”等等。
當時市場監督局過來和我交流，也提到他們在監管時發現騎手的勞動狀況，站點的管理不透明，往往是他們出了調解結果，一方或者雙方都不認可，因為具體是怎麼勞動的，雙方爭議很大，最後只能去走訴訟大學。
我最後發現必須長期幹，這個事兒才能搞得更清楚大學。但2023年的新聞爆出來以後，我原來的手機沒法註冊（平臺賬號）了。2024年我買了一個新的手機號，準備詳細瞭解一下站點是怎麼管理職業騎手的。我當時想去餓了麼、美團和肯德基的專送站點，各幹一個月。正式開始是（2024年）12月12號，當時還沒有放寒假，但我每週只有6節課，時間比較寬鬆。
邢斌簽署的電子合同（截圖部分內容）大學。講述者供圖
我是線上上應聘的，透過之後，就到一個站點去面試大學。我去的這個站點就是外包公司，會籤書面合同，很厚，有十幾頁，我說前面寫的什麼我想看一眼，（對方）摁著不讓看，掀開最後一頁直接按手印簽字。
我知道自己籤的是合作協議，不是勞動合同，我當時就提出異議，說怎麼應聘專送騎手籤的是合作協議？他們就說這是一個正式合同，照著籤就是了，咱們站點的騎手都是這麼籤的大學。
你會說那麼你就不瞭解背後的風險嗎？是這樣的，這幾年我和學者包括平臺、監管方，都討論過監管細則，最高法司法解釋已經向全社會公開了，判斷勞動關係看的是用工本質，具體籤什麼合同是不作為訴訟關鍵證據的大學。（注：2024年12月，最高法釋出首批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指導性案例，涉及外賣騎手、網路主播、代駕司機等職業群體，明確認定平臺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應依據用工事實）
比如說（外包公司）是否對你進行嚴謹的管理，包括開早會、嚴格考勤，是否對你有工作量的要求，必須達到什麼服務質量，對送單的判斷等等，這些都是確認勞動關係的要素大學。我當時每隔一天要開早會，有排班，有微笑服務要求。
但實際操作還是存在困難大學。等待12345幫我催辦的時候，我也諮詢過律師。我穿著工裝去的，頭兩個律師說這個很困難，然後旁邊一位頭髮有點花白的女律師叫住我，她說你年收入多少？我按照普通騎手的收入水平，說大概六七萬塊錢。她也直說了，年收入2萬以下的可以申請免費公益律師，其他的可能需要自己出律師費，大概需要5000到8000塊錢，訴訟時間可能會持續八九個月甚至一兩年。
律師當時也說了，你有這個時間嗎？這個官司可能就是出口氣大學。我留下了她的聯絡方式，但這條路已經沒必要往下走了。咱由衷地說，作為一個真實的底層勞動者，不太可能為了出這一口氣，為了要這被扣掉的3000塊配送費，付出大量時間和資金成本去打官司。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體驗
（兩次體驗）我覺得外賣員的待遇整體沒有太大變化大學。工作等單的時候，大家會圍在商場門口坐一圈抽菸，海闊天空地聊。我也常常跟他們交流，聊的比較多的是年輕的騎手，我會問他們的人生規劃，其實具體規劃什麼可能不那麼重要，但是如果說年輕人沒有規劃了，這個東西可能很重要。
我接觸過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年輕騎手，每天下班他們會輪流請客去網咖或者檯球廳，檯球廳裡會有一些女孩當陪練大學。有一次我問一個小孩，他是職業學院畢業的，最多也就20歲，他爸爸出車禍不在了，媽媽領著他的小妹妹改嫁了，他爺爺還在老家守著二畝地和一個老房子。我說你為什麼不攢點錢，正兒八經談個女朋友？
小孩說我們這個條件，談一個不是害人家大學。他覺得這樣過下去到35、40歲也挺好的，他們就是過一天算一天的心態，什麼時候發生車禍了或者幹不動了，也無所謂，走到哪算哪。
還有三分之一是想掙到錢改變自己的命運的大學。有個大學生小王，當時他讀大四最後一學期，有時還會在群裡說，累得受不了，送完外賣回去還得改畢業論文。他是單親家庭，媽媽管得很嚴，到大四就讓他談個女孩領回家。
有一天晚高峰，他差點被車給撞了，那天他就在群裡吐槽，50多秒的語音一條接一條大學。他說學校裡有女孩跟他聯絡，但他覺得自己還沒上班掙錢，家裡只有一套以前分的六七十平的房子。他意思就是說要結婚，他媽媽也出不起這個錢；又說如果今天這個車把他撞死了，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人知道他活過。這孩子有點崩潰的意思。
但他其實還算有規劃的，他們認為這一段算是低谷期，就是要熬過去，他們最終想的是我要趕在30歲之前結婚，想要繼續往上走，沒有完全被生活磨掉大學。
還有一批小孩，已經混了三四年，他們最會養號搶單，私下給站長買菸買飲料、早餐，搞關係大學。站裡出了新的罰款規則，又提高了每天的最低訂單量，他們對這些事是最冷漠的。大家聊規定不合理，他們就會說你說這有什麼用，意思是你們菜鳥才會對這些規則有意見，乾的時間長了這事很正常。
如果我們都不去改變，不去行動，那麼我們就是惡的參與者是吧？這在他們身上可能體現得最集中大學。但他們是真的沒有怨氣嗎？這幫小孩已經幹過好幾種工作了，在臨沂這個三線小城市，他們覺得再折騰就這樣了，他們對未來是徹底不抱希望的。那就鑽空子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圖源東方IC
我這個人可能有點理想主義大學。我研究生從化學轉到現當代文學，2003年進了高校，到現在還是講師。我們那時候其實要求低，在省級期刊上發一篇文章，就能往上升了。但我從來沒有參評過，剛進學校我就明確說我不參加，我覺得文學應該是一個更純粹的東西，人生應該再有一點更高的意義是吧。
我在課堂上能獲得意義大學。以前我上課，班裡的學生是非常多的，我上大二的課，很多大四的學生都會來重聽。但是在2022年之後，我感覺到了學生的巨大變化，再去上課前三排沒有人，學生都往後坐。講得再生動，下面的學生都是在低頭忙著其他事，也不再與老師交流。那幾年很多線上教學，線下長時間的日常交流和相處都被割斷了。
課堂上的價值感也慢慢地淡了大學。尤其到我這個年齡，因為有研究生、博士來（教學）了，其實我有時候一週就去學校一兩次。我孩子就說，爸你在大學的生活就像退休了一樣。
但決定去體驗送外賣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和我二舅聊起來，我產生了一種恐懼感大學。二舅說到我的表妹，她物件生了病，沒有錢治就殘疾了，只能幹一些很輕的活兒，但是在農村哪有很輕的活兒？表妹借錢在鎮上開了個美容店，幹了兩年也幹不下去，白扔了些錢。
二舅想借錢，不多，借個兩三千大學。我們有時候吃個飯可能都會花一兩千，我父親以前做生意，我在學校，周圍的環境是比較好的。我感覺心裡揪住了，表妹兩口子比我都年輕七八歲，我知道他們生活得不容易，但沒想到這麼不容易。
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活著，但是我每學期第一節課都在講魯迅，讀托爾斯泰大學。那一瞬間我有種羞愧感，就是那種東西促使我要體驗一下。
（有批評聲音）把我的體驗直接理解成“精英凝視”，我覺得其實也是一種簡單化大學。我不認為90天能讓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騎手，其實，是這段經歷讓我第一次比較具體地知道，我和騎手之間到底隔著什麼。學歷是一層，收入是一層，認知當然也有差別，但真正讓我觸動的，是一種很具體的處境：我有現實的退出能力，而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
這讓我想到薇依（注：法國思想家）寫工廠勞動時的一些感受大學。一個人如果站在勞動之外談勞動，很容易把勞動理解成時間、收入、辛苦這些東西。真正進去以後才會慢慢發現，勞動還意味著一個人能不能停下來，能不能說“不”，能不能承受不工作的後果。
而且我後來越來越覺得，騎手並不是一個離我們很遠的群體大學。今天看起來是騎手的處境，未必永遠只屬於騎手，我們將來某一天可能也會面臨相似的問題。所以我真正感興趣的，可能並非知識分子如何理解騎手，而是我們這個社會究竟正在把越來越多的人，帶向一種什麼樣的勞動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