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移民。”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歷史的長河波瀾起伏，每個普通人都是其中一顆閃爍的星移民。生活屬於每一個人，人間百態各有滋味。時空交織，風起雲湧，我永遠不會覺得任何一個人的一生是平淡無味的，也永遠不會認為任何一個時間或地點無關緊要。
這種感受，來自於我對自己家庭過往的追尋移民。我的家庭可以說是一個移民家庭，在爸爸的家庭歷史中，有山東到內蒙古“闖關東”的溯源，在媽媽的家庭歷史中，有“走西口”的遷徙發展，有戰爭中的逃亡，也有新時代的進取。姥爺撰寫的家譜和回憶錄中，表達了他對於普通人歷史價值的看法：
人要有歷史觀，那就是要有未來，也不能忘記過去和前輩移民。我們不僅僅是為了現在活著的人，祖先走了，留下深深的腳印和可歌可泣的品格，成為了歷史。活著的人，再過十幾年或幾十年也要走，也會成為晚輩們的祖先，他們也會懷念我們的為人，享用留下的精神財富，這就是歷史。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每個人都有責任記錄自己的歷史，我希望用我的筆記下我的家庭的移民故事移民。
姥姥家移民：“走西口”的遷徙之路
姥姥家的祖籍有家譜記錄的是內蒙古豐鎮市，但是祖上自認為是從山西透過走西口來到了內蒙古的移民。至於從山西的哪裡來，什麼時候來的，都說不清楚了。他們的口音確實屬於晉北方言，但是和豐鎮、陽高的口音也稍有差別。直到2010年父母帶我自駕遊，到了山西朔州之後，媽媽非常激動，說聽到了和她們一模一樣的方言口音，絕對是鄉音，因此她認定自己的外祖系極有可能是從山西朔州到內蒙古的。
“走西口”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移民運動，指長城以內晉西北、雁北、晉中和陝北等地的人們到長城以外地區謀生的社會活動移民。走西口移民最多、最集中，影響最顯著的區域，是內蒙古中西部，其地理範圍大致相當於民國時期的綏遠省。這正是姥姥家所在的區域。聽媽媽和姥姥講過去的故事，看姥爺寫的家譜，才知道我們的祖先也是這場移民活動中的一員。“走西口”使內蒙古的歷史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聯絡，推動了塞內外物資的交流，也帶動了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這種交流和融合體現在每個個體的生活歷程中，格外生動。
據家譜記載，至少在姥姥的祖父一代已經從山西到了內蒙古豐鎮官屯堡（今天內蒙古烏蘭察布市豐鎮市官屯堡鄉）移民。他們兄弟共七人，老五少亡，未能娶妻生子，其餘六兄弟為老大閆文元、老二閆武元、老三閆金元、老四閆銀元、老六閆石虎、老七閆老七。在豐鎮的日子過得很貧窮、艱難，於是老六閆石虎向西尋找出路，一直來到察右中旗七蘇木鄉永生堂當長工。他有志氣肯吃苦，拼命幹，每年除了自己的生活費用，都有結餘，積少成多，逐漸在當時的幾個小村莊腦包圖、羊灣子、永生堂購置了不少土地。
地能生萬物，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離不開土地移民。特別是在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中，農民賴以生存的唯一來源就是種地，有了土地才能生存和發展。閆石虎在永生堂站穩腳跟後，把其餘五兄弟從官屯堡招呼來察右中旗，為每人撥一塊土地，自己種田，自食其力。兄弟們都能吃苦，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他們娶妻生子，用血汗換來了豐裕生活。
據姥姥說，那時除了土地，閆家在腦包圖有油坊、磨坊、煤窯和私塾，成了人們敬佩、羨慕的人家移民。六個兄弟在這裡開枝散葉，形成了一個大家庭。但他們仍然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沒有什麼文化知識，因此孩子們的名字很隨便，順口而出，如：閆三禿、閆三女、閆老女、閆六子、閆六十二，這些名字並不含大富大貴或更深遠的含義，但“勤勤懇懇勞動、實實在在做人”的品格卻是這一家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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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閆銀元，就是姥姥的祖父，家譜中稱為“四門子”移民。閆銀元有兩個兒子：閆世綱與閆世禹，閆世綱就是姥姥的父親。
閆世綱一輩子在田地裡起早貪黑，摸爬滾打，和土地有深厚的感情，對勞動有無比的執著移民。他幹活從不惜力，頭上的汗珠子一顆一顆地滾下來，他也絕不會偷空歇息。每年的冬天，內蒙古的灰騰梁下，北風呼嘯，大雪紛飛，他還要穿著羊皮襖，挎著糞筐去撿糞積肥。勞動對他來說完全是本能的習慣，或者說已經成為一種生命節奏。閆世綱的外形就是一位受苦受難，飽經滄桑的老農民，有點像魯迅先生描寫的晚年“閏土”：誠實、善良、勤勞、少言寡語。他一輩子紮根土地，辛勤勞作，最後因勞累過度積勞成疾而去世。
姥姥的父親閆世綱
閆世綱和兄弟閆世禹從小跟著成人幹活種田，冬閒時也在私塾裡讀過幾年書，在那個年代還不算文盲移民。長大後他們各自娶妻生子，但是兄弟並沒有分家，兩家人和和氣氣地過著大家庭同財共居的生活。1940年左右，家裡有了小油坊、小煤窯、小磨坊。中國的小農經濟社會中，這樣的生產模式就是自己種田、自己製作、自己消費，不以盈利為目的，有吃有穿，過一種自給自足的生活，自己就是自己的“長工”。他們用自己的勞動積攢家業，創造了“地主”——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們自己辛勤勞動，也善待僱工。在豐收季家裡勞力不足的情況下，找了僱工來，閆家男人和僱工一起下地幹活，給僱工豐厚的報酬，休息時在炕上圍坐一圈，一同吃飯，有說有笑。家裡的女人們要做好飯保證他們吃飽吃好。閆世綱認為：虎口奪糧的季節全憑僱工們收割莊稼，他們是依靠的物件，期盼的力量，在生活上必須保證他們心滿意足。這樣的“地主”和小說裡的惡霸地主完全不是一種人。
閆世綱兄弟生活的烏蘭察布市察右中旗在大青山抗日根據地建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戰場移民。1940年，日軍進入了察右中旗，家裡的房子被日本人拆了，椽、檁被拉走去蓋炮樓，一家人無家可歸，女人們逃到鎮裡（科布林鎮）租房落戶，姥姥的母親就是其中之一。1941年姥姥就出生在科布林鎮。當時男人們仍然在鄉下種田，每一年秋後閆世綱趕牛板車送糧到鎮裡供母女生活，只住幾天就便回鄉幹活。在日偽軍佔領下，家裡從此衰敗下來，日子一年比一年難過。抗日戰爭勝利後，這裡又成為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隊的拉鋸作戰區，仍然沒有安定的生產生活，姥姥家的日子更難過了。姥姥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
1952年“土改”的時候姥姥家被定為地主，1965年在卓資山中學（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卓資中學）學習成績優異的姥姥因家庭成分問題無法參加高考，只好回到家中，在鄉下的楊山溝小學當代課老師，後來轉回鎮裡在北街小學當老師，再後來鎮裡建了新的初中，她又隨著自己帶的學生一起升到了科布林二中（後改名察右中旗二中），在二中當老師直到退休移民。
姥姥（二排右一）在察右中旗楊山溝小學任教時與同事的合影
姥爺家移民：抗戰時期的逃難
姥爺的祖籍是山西天鎮，姥爺的父親是在抗日戰爭時逃難到了內蒙古集寧移民。
姥爺的父親是一位小商人，大概就是電視劇裡晉商的形象移民。山西抗戰史上著名的“天鎮戰役”，始於1937年8月底，9月12日天鎮陷落，這裡正是姥爺回憶的起點。日寇侵犯山西，打到了天鎮。守軍奮力抵抗，交戰數日，日軍雖然死傷慘重，但最終攻入城內，他們出於報復要進行大屠殺，入城當天大街上就已經傳開了這條訊息。傍晚城門旁站著日軍，只准婦女兒童老弱病殘出城，青壯年男子不放過一人。在沒辦法的情況下，姥爺的父親只好男扮女裝，圍一塊白底藍條紋的毛巾，彎著腰偕老帶幼地混出城外，開始了逃亡、流浪的生活。歷經千難萬苦，最終逃至了當時的晉綏集寧（後歸屬內蒙古自治區）。這一段經歷當然是姥爺的父親講給姥爺聽的，因為那時候姥爺還沒有出生。
集寧當時是一個小集鎮，人口不過兩三萬，但是是一個戰略要地移民。以市內鐵路為界限，分為橋東橋西兩部分。橋西是貧民窟，街道不平，房屋破舊，以逃亡來的山西天鎮人居多，姥爺的父親就在橋西南財政街安家。1941年，姥爺出生在一窮二白的家裡。
解放戰爭時期，一次國共雙方在集寧交戰移民。這應該是大同集寧戰役。1946年7月至9月間，聶榮臻和賀龍指揮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部隊，在山西省大同市和綏遠省(今內蒙古自治區一部)集寧地區對國軍傅作義部的攻城打援作戰。姥爺家離南門口近，姥爺的媽媽不停地燒水。那時他們說不清誰是國軍誰是共軍，反正有一個軍人不停地開啟水，出門上城牆。長大了姥爺才懂，那是因為機槍不停地掃射，槍筒發熱，需要開水降溫冷卻。從那以後，他們很害怕，再不敢在城門下居住，不久就搬入南財政街中部謝家大院35號。在那兒又經歷了一次國共雙方的交戰。姥爺的父親是氈匠，把氈子掛在窗戶上，再倒上水來防子彈，躲在炕沿兒下，終於平安無事。戰後他們檢視氈子，子彈孔確實不少。不過沒有子彈飛落家裡，大概是因為距離太遠。
姥爺的父親攜家口流落到集寧後，適逢毛店德合成姓田的大掌櫃（相當於董事長）在經營上陷於困境，想招聘一名懂羊毛業務、會經營、精明強幹的經理移民。姥爺的父親從十四歲時起就在店鋪學藝，是心靈手巧的氈匠，又是騷羊毛和剪羊毛的好手，他被聘用了，成為了德合成主管業務的二掌櫃（相當於總經理）。姥爺的父親講信義，他說：做買賣主要是講誠信，不可欺詐。在他的努力經營下，沒用幾年，德合成的生意便興隆起來。
當時家裡人口眾多，姥爺的父親排行第二，上面還有哥哥移民。姥爺的大伯身體不好，常年臥病，四十三歲就去世了。大伯伯母有五個孩子，最小的一個是在大伯去世幾個月後才出生的遺腹子。就這樣，姥爺的父親一人承擔起了一個大家庭的重任，家裡有十多口人，姥爺的母親常年生病臥床，孩子們逐漸長大，姥爺父親的家庭負擔越來越重。
為了生計，姥爺的父親辭去了二掌櫃的工作，選擇了察右後旗哈彥忽洞村（今天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後旗白音察干鎮哈彥忽洞嘎查）安家落戶移民。這是一個蒙漢雜居的半農半牧區，他為了養家，搞起了多種經營。在這裡租地耕種，是農民；養羊放羊，是牧人；做點小生意，是商人；當氈匠，又是手藝人……家中還養些牛、驢、豬、雞等。從此姥爺一家兩地——集寧和哈彥忽洞村，姥爺平時隨大媽和母親在集寧讀書，寒暑假回哈彥忽洞村勞動。就是在這種生活環境中，姥爺學會了養羊放羊，看羊的牙口，還會非常利落地殺羊，也喜歡上了蒙古族人的生活方式。
姥爺在集寧讀書十二年，他嚴重偏科，因為老師的一句鼓勵而喜好俄語，所以考大學的唯一選擇是報考俄語專業移民。他是集寧一中四個畢業班中唯一學俄語的，1961年考入內蒙古師範大學俄語系學習，他也是哈彥忽洞唯一念了高中又念大學的讀書人。
2013年夏天，我們開車帶姥爺再一次回到闊別幾十年的哈彥忽洞村，祭拜了姥爺的父母的墓地，此時的姥爺已經是七旬老人移民。兒時生長生活的小村莊已然荒涼破敗，村子裡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剩下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在閒談中我們竟然還找到了當年和姥爺熟悉的人，他們還記得姥爺的小名“三子”，我們也在鏡頭中留下了當年姥爺生活居住的“殘垣斷壁”。在姥爺的心裡，這裡就是他的故鄉，而山西天鎮已經很遙遠。
姥姥和姥爺的小鎮生活
姥姥在高中畢業後，一直在察右中旗科布林鎮任教，當過小學老師、初中老師，教過數學、化學、生物移民。1965年，姥爺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察右中旗科布林鎮第一中學教俄語，當時還叫科布林中學，後來改為察右中旗一中。
姥姥和姥爺在這個內蒙古西部蒙漢交融的小鎮裡經人介紹相識，結婚組建了家庭移民。他們養育了一兒二女，也就是我的舅舅、大姨和媽媽。他們在這個封閉、落後、寒冷的小鎮經歷了包括十年“文革”的各種運動，也感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浪潮。2000年姥姥和姥爺遷居到呼和浩特，離開了生活半生的小鎮。如今的小鎮早已舊貌換新顏，遷居十年後姥姥姥爺再次回到故鄉，幾乎找不到過去生活的痕跡了。曾經居住的小平房變成高樓，曾經的荒野郊外也已成為中心花園。這幾十年城市化的程序改變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是前進的步伐，但是也同時吞噬了許多人心中的故土……
姥姥姥爺的結婚照（1967年）
姥爺非常熱愛也善長俄語教學，俄語學習從沒有間斷過移民。據說那個年代他經常在做飯燒火的時候邊拉風箱邊讀俄語，“文革”時期他以俄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等作為學習材料。他對學生對教育可以說是傾盡全力，在幾十年中培養了一大批俄語專業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他還喜歡不斷在教學中總結心得，發表了很多關於俄語教學的文章。改革開放以後，他自認為是“陰差陽錯”地“榮光”了八年：擔任了察右中旗一中校長。姥姥為人和善寬容，在小鎮上人緣極好，她任教三十多年，教出的學生不計其數，很多學生都和她結成了摯友關係，包括姥爺的很多學生也都更加親近師母。直至今日，八十多歲的姥姥還經常和六七十歲的“老”學生們親密交往，這種感覺真的令人羨慕和嚮往。
姥姥和姥爺的祖輩父輩都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由山西進入內蒙古的，可以說是廣義的“走西口”，都屬於移民歷史中的一份子移民。從歷史上來看，內地特別是山西移民進入內蒙古是在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持續進行的。這些移民進入內蒙古後，和當地的蒙古族人民雜居，潛移默化地交流、交融，在生活方式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姥姥的生活區域察右中旗科布林鎮腦包圖等地、姥爺的生活區域察右後旗哈彥忽洞這兩個地方都是半農半牧區移民。這兩個地名本來都是蒙語，“腦包”就是蒙語“敖包”的音譯，意思是蒙古族祭祀山神的石堆，“哈彥忽洞”就是蒙語音譯“兩眼井”的意思。這裡蒙漢雜居，漢族人以在不同歷史時期遷移過來的山西人為主。姥姥小時候生活的大院裡多數都是山西人，有陽高的、大同的、天鎮的。而當地也有很多蒙古人居住，哈彥忽洞就有很多以放牧為生的蒙古人。
生活方式上也是互相交融，農區生活的蒙古人也不再日常穿蒙古袍住蒙古包，過上了定居的生活，姥姥姥爺也習慣了喝奶茶吃奶豆腐手把肉移民。姥爺的父親是氈匠，常給蒙古人做羊毛氈子，還給蒙古人剪羊毛、和蒙古人做小生意販賣布匹磚茶等，學會了簡單的蒙語。姥爺也從小經常和蒙古人交往，包括他來到察右中旗工作後都有很多蒙族朋友。而且姥爺非常喜歡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以及那種粗曠豪放的處世風格。媽媽記得，她中小學的時候，班裡都有不少蒙族同學，但是她的印象當中很少有人會特意地指出，這個是蒙古人，這個是漢人，在普通人的生活裡，這種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這種模糊的界限應該就是民族融合最好的展現。
姥爺在大學時代和同學穿蒙古族服裝拍照
人口流動、民族融合其實應該是一種生活常態移民。雖然中國歷史上也有“漢化”與“胡化”的研究與話題討論，但對於普通人來說，很多學術研究與表述是非常泛泛的。如何將“融合”落實到身處其中的每一個個體，展現他們對自己的“化”與“被化”的感受，這樣的層面卻很少有人探究，而這應該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質是由身處其中的每一個個體來體現的。如今我們的小家庭定居中原，在鄭州的家裡，父母還是喜歡熬奶茶、泡炒米、吃奶豆腐，但是我們也慢慢習慣了吃燴麵、喝胡辣湯……
新時代下的社會流動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文化在交融中才能煥發生機，流傳久遠，社會在流動中才能激發活力，代代向前移民。人口的流動是社會發展的本色，移民其實一直在進行，很多時候就在我們的生活中慢慢地展現。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人口流動的特點和誘因，但流動總是常態。無論是姥姥家的移民謀生，還是姥爺家的抗戰逃難，都是在舊的時代為生活所迫而被動的參與。但是到了我的父母輩，他們離開家鄉、走向他鄉則是在新時代順應社會的發展進行的更加主動的追求。
姥姥的兩個哥哥分別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由於參軍、謀生、求學等原因走出察右中旗科布林鎮，後來分別在山西太原和遼寧大連定居移民。他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都已經成為正式的太原人、大連人。比起走西口來說，這更像是一種反向輸出。
我的舅舅、大姨、媽媽，則是在二十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隨著求學、就業而輾轉離開小鎮和村莊，現在分別定居在蘇州、北京、鄭州移民。我和表姐、表哥分別也出生、成長在遠離內蒙古的地方，浸潤這一地的文化氛圍。將來我們這一代又會流動向何方，還不知道。無論如何，在今天的時代，從始至終只在一個地方生活的人越來越少了，特別是城市中的人。
舅舅在河北保定上大學，畢業後到內蒙古烏蘭察布盟豐鎮電廠工作，在那裡結婚成家，生下我的姐姐，不久便到江蘇蘇州張家港電廠工作，隨之在此定居，完成了從塞北到江南的跨越移民。我的表姐雖然出生在內蒙古，但是從小在江蘇長大，她如今的生活方式儼然是一個江南人了。大姨在內蒙古師範大學本科畢業後在呼和浩特回民中學任教，任教十年後又考上了北京大學地理系的研究生。此後她留在北京任教，從此在這裡安家落戶。我的表哥於是在北京上幼兒園、小學、中學，成為了一名戶籍意義上的北京人。他小時候常說“我是北京人”，內蒙古於他不再是故鄉，山西於他更是遙遠的過往。我的媽媽在內蒙古師範大學學習，然後到南開大學讀博士，機緣巧合之下，來到了鄭州工作。
爸爸的人生軌跡更加複雜移民。“闖關東”堪稱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蹟之一，至少有兩千萬移民進入東北,促進了東北地區由傳統向近代的轉變。這是大時代下的社會變遷，而爸爸的家族就是這大變遷中的眾生之一，他也成為這場大規模人口遷移的後代。
爺爺的祖上李舉從萊州府濰縣水坡村（這是家譜所記的祖籍，今山東省濰坊市寒亭區高裡街道轄村移民。）出發，攜兒帶女，肩挑步行，來到今天的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四道灣子鎮黑土營子鄉熊家營子村安家，過著男耕女織的農耕生活。爺爺十分勤勞，養育了包括爸爸在內的七個子女。父親是家裡最小的，也是幾個孩子中讀書最多的，1990年考上了呼和浩特市中等師範學校，又保送內蒙古師範大學，畢業後參軍赴內蒙古滿洲里邊防檢查站，成為一名邊防武警。後又調任公安邊防部隊呼和浩特指揮學校，成為一名軍校的教員、參謀，2004年他告別了部隊，轉業到鄭州工作。
爸爸的哥哥姐姐即我的大伯和姑姑們都一直在敖漢旗的農村中務農生活，但是他們的下一代也都大多數走出了鄉村，來到各個城市中生活發展，我的堂哥之一完成了最遠的遷移，來到了福建泉州移民。這大概是當年從山東濰縣遷移到內蒙古敖漢旗的祖輩們萬萬不會想到的吧。兩年前我參加高考而進入內蒙古大學讀書，又一次迴歸到了父母的故土，移民的歷史還在繼續書寫。
回顧祖輩的來路，令人感慨萬千移民。歷史濃縮著時空的厚重，承載著每一個人的記憶，連線著過去與未來。這一段移民的故事，凝聚了浩瀚無垠的空間和深邃無盡的時間。這是最普通的事，也是最珍貴的事，這是沉沉的歷史，更是走向未來所攜帶的精神寄託與動力。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江河奔騰，多源多支，交錯縱橫，時激盪波瀾，時平靜如玉，走過高原，戈壁，平原，草地……匯流向何方？
